依据国家级的法律法规，广西自治区人大在2005年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一专门的政策文本。

政策议程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决策者做出的政策选择，而作为社会组织的妇联在家暴干预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广西家暴干预政策来说，国际承诺、国内政策导向和地方政策情势三种不同的因素都对政策议程的设定起到了推动作用。首先，关于妇女权益保护和反对性别暴力等国际共识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传导到地方层面，例如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签署促使后续一系列中央与地方妇女权益政策的出台与修订。其次，从国内政策导向来看，当国家在执政理念上向民生与和谐转向时^[4]，地方上的决策者也必然会在地方政策的选择上有所回应，这也是促使家暴干预政策快速由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原因。第三，从地方上看，家庭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引起的消极的社会影响也是决策者不可忽视的，现实中发生的社会问题对政策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广西妇联主席在2003年初的广西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联合13名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广西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地方立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议案》，力图推动反家暴立法。由于此项反家暴的立法议案针对性强，问题明确，且在社会上有普遍共识，因此顺利进入立法起草程序。也就是说，广西反家暴政策在环境成熟的条件下成功打开了“政策之窗”。^[5]

由于妇联是家暴干预的主体，因此自治区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托妇联成立了立法起草小组。小组由妇联主席做组长，分管副主席具体负责，组织了以广西妇女理论研究会为主体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起草广西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决议的草案。决议的起草曾几易其稿， “由妇联组织的专家组先起草，形成一稿后先是比较宽泛地征求意见，结合相关法律形成小组初步的想法，然后再进行修改。直到小组认为比较完善后，再组织有关的具体负责法律法规方面的负责人来对我们提出一些草案的建议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进而征求司法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民政、教育、卫生等)的意见，结合他们自己的相关职责范围和他们的思考和建议再进行完善。这样前后修改了数次。”(政策制定者1)

决议起草的同时,自治区妇联又配合人大收集最新的证据以完善法规起草并支持立法。 “2004年，在《决议》草案出台后，法工委和内务司法委又开展了立法调研，妇联继续收集最新的资料，包括各市提供相关的资料，个案的调研等。2005年从1月份到4月份又搞了[近]半年，案例和数据我们都要提供最新的。法工委要看相关的情况、必要性、紧迫性这一块，所以在[2005年]5月份，也就是人大常委会进入的立法通过之前，我们还要在前一个月提供最新的资料过去。”(政策制定者1) 在妇联和其他诸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决议》于2005年7月在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上顺利通过。

从政策执行上来看，根据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安排，各级政府系统内部都设有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妇女维权协调小组，这两类政府间协调机制通过跨部门整合资源、监测评估和考核激励等机制，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家暴干预工作。公安、卫生、妇联等相关执行部门还通过政府内部的信息收集与传递体系，传递家庭暴力情况、问题以及关于对策建议的咨询信息。基于这些制度安排，在《决议》出台以后，广西形成了以自治区妇儿工委为协调机构，妇联为主要行动力量，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家暴干预政策执行体系，并开展了诸如法规宣传倡导、人力资源培训、实地干预维权等多样化的社会行动。

事实上，政策出台后广西的家暴发生率只是略微下降，并没有实现政策制定者理想中的目标。也就是说，目前广西反家暴政策在执行力上还有所欠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对于家暴干预政策来说，国家层面的立法是解决政策执行问题源头上的手段。立法可以增强各部门特别是部门领导的重视程度，同时对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做出进一步强调。同时注重法规的可执行性。具体的说，一方面要加强立法的权威，将法规中的职责与工作效绩挂钩；另一方面要提高可操作性，将资源分配与行动方案做尽可能明确的规定。

在政策制定中应该更多地注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统一。政策制定应该充分考虑到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例如对人员配给、财物支持、干预方案等都要有明确的规定。此外，完善政策执行还有赖于有效的机制设计^[8]，例如对于干预服务的激励机制，执行资源的保障机制以及多部门的协调机制等。只有实现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致，才能避免政策流于形式，从而有效实现政策目标。

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加强医疗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发挥医疗部门信息传递、证据收集等方面的作用。对医务工作者进行相关培训，使其对家庭暴力具有职业敏感性，确保其规范地反馈家庭暴力信息，记录受害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提供治疗方案等。公安部门接到举报或求助电话出警时，要做好记录，清晰体现家暴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受伤情况，以备受害者日后作为保护自身权益的证据。

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特征和反家暴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由妇儿工委牵头，妇联辅助，多部门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比较适合国情。但现在妇儿工委的作用还主要体现在议事功能上，执行能力尚显不足。如果能赋予妇儿工委更大的权力，由其牵头负责反家暴工作和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将会极大提高其执法监督的主体地位和在反家暴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尽管目前妇联在家暴干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有限的职权与资源限制了这些作用的发挥。因此，一方面，应通过法规规定以及上级协调机制，赋予妇联更多的参与权和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应在人力和资金上给予妇联更多的支持，使其获得更多的发挥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政策执行力。同时，进一步健全妇联信访维权网络，健全信息上报、信息处理制度，提高三级信访网络上下联动的效率。

家庭暴力干预等公益性社会政策需要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实现对政府力量的补充。

注重基层组织作用。以街道、居委会为载体，尝试建立反家庭暴力的社区工作模式。在社区设立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来从事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基层社区维权网络。

加强政府同国际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国际组织可以在国际共识的基础上提供技术支持，国内民间组织则可以作为干预的重要人力资源补充，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扩大宣传力度。报刊、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体要加强针对保护妇女权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监督作用，增强群众维护妇女权益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同时注意报道技巧^[9]，分析暴力产生的原因，并介绍高效的求助方式和救助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