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对精神障碍的态度是同情与耻感并存，往往认为患病是家庭(或家族)的耻辱，监管或就医等问题是家人的责任。患者有关治疗的自主诉求在其发病期间往往受到忽视。一旦某人被认为是“疯子”，其家属和精神科专业人员便可能对其自主要求和决定不置可否，而代行决定将其送住院治疗^[11, 12]，导致相当部分患者被“哄骗”住院，如李秀玲等调查发现，60.8%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以此方式入院^[12]。在一些地区，精神科工作人员应家属要求将患者从家中强行送入院治疗也曾被作为一种“便民措施”，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部分即刻需要获得精神科治疗的患者，减轻了患者家属的负担，但在缺乏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患者权益受到损害。^[13]出于对精神疾病“严重性”和“危险性”的考虑，有人认为，对急性期病人的非自愿住院在操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确保患者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14]因为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家庭其他成员理所当然是其老弱病残成员的监护人，而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尤其在疾病治疗问题上)也不可能存在冲突。

法规的缺失，导致在处理住院问题时无法可依，各地在操作中缺乏统一的标准。现行的地方精神卫生条例在有关非自愿住院和治疗问题上基本遵循了国际精神卫生立法的通行标准和原则，但仍存有缺陷，主要表现在虽然有非自愿住院程序、复核机制，以及针对非自愿住院的申诉机制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但各地在标准和程序的表述上还是有些差别。更重要的是，各地均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13]而这些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精神卫生立法 检查清单中所建议的重要内容。^[16]上述操作机制的缺乏可能导致非自愿住院患者长期处于“非自愿”状态，尽管其疾病状况可能已不满足非自愿住院标准。

有调查显示，中国66.15%的精神障碍患者由其直系亲属承担看护和管理任务，也有许多照料者是患者的其他亲属。^[17]《民法通则》第十三条和第十七条虽然对精神病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以及监护人的确定有所规定，但在日常工作中，人们通常仅凭医学诊断就理所当然认定精神障碍者为缺乏自我控制和判断能力的群体，因此代替患者行使决定权的监护人也就自然产生了。反过来，如要通过法定程序鉴定后产生监护人，以当今中国国情，实际上难以实行。此外，监护人和患者之间往往存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我国法律赋予监护人较多的职责和较少的权利，加之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本身具有非盈利性、双重赔偿风险等特点^[18]，这些均可能导致严重患者无法获得有效的家庭和社区监护，从而被强行送入医院了之。除了监护人的产生和监护人责权上的缺陷外，在中国的传统里，患者在医疗上的自主决定权往往也被自然转移给家人，多数情况下患者的家属或监护人代替患者行使其住院和治疗的知情同意权^[15]，家属或监护人对于住院形式的态度基本上直接决定了患者的住院形式和知情选择^[12]。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多数精神卫生专科机构都要求必须由监护人陪诊或代替患者做出住院决定，这无形中也限制了患者自我决定的机会，而更有可能造成非自愿住院。

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精神障碍患者在中国传统上也被视为公共秩序和公众安全的威胁因素，因此需要外界力量加以控制，而非自愿住院等医疗行为可能被认为是有效的控制手段。^[11]实际情况往往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精神障碍患者更易遭受社会和公众的偏见与歧视，其合法权益常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受到损害。部分媒体的宣传报道也可能在无形中强化精神疾病和患者的“危险性”，如关于2010年初轰动全国的校园攻击事件的某些报道。这可能直接误导公众不加区分地认同“强制住院”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有关“被精神病”、“滥用强制住院”等的报道，使大众在对患者的偏见之外又增加了对精神卫生服务的误解和偏见。

目前中国有23所安康医院，这类机构中的强制住院患者一般能享受到财政经费保障，同时各地现行的医疗保险对于社区康复、门诊和住院也缺少应有的调控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非自愿住院行为。在公共政策和管理上逐步推行的一些措施如预防性收治、登记和报病等，也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甚至造成对精神病人社会危害性的过度强调。

精神障碍患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保护其住院权和治疗权等合法权益应是一切医疗和法律行为的首要原则。WHO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指出，在住院形式这一问题上应尽可能鼓励自愿住院，但对少部分患者非自愿住院治疗的需要也要高度重视；在患者接受非自愿入院和治疗的情况下，如能提供人性化的治疗和自愿医疗的恰当机会，非自愿入院和治疗也可能会减少。^[16]因此在观念上，首先应形成广泛的共识，即非自愿住院的首要目的应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和医疗保护，而非任何形式的“拘禁行为”或惩罚措施。如果社会和法律资源主要用在对所谓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关注上，势必会误导精神卫生立法的宗旨、弱化对患者权益的保护，甚至加重大众对患者的偏见与歧视。对正常人的侵权损害，其实是有《宪法》、《民法》、《侵权责任法》等诸多法律法规作为保障的。

从立法的角度为患者的非自愿住院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具体立法条款应严格规定非自愿住院和治疗的程序，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尚未颁布实施，这使得处理非自愿住院问题时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有时仅凭精神科医师的个体经验或相关当事人的态度决策。此外，在医学界和法律界对非自愿入院标准判定等细节问题上尚存有较大争议，如现有精神卫生地方立法多强调“自知力缺乏”、“判断力受损”等医学要件^[17]，而未赋予这些专业词汇足够的法定内涵；而法学界又过分强调法律代理人和司法程序对非自愿医疗行为的介入，忽视了精神医学的特点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以及精神卫生体系的现状。

事实上，非自愿医疗并非简单的医学问题或者司法问题。从病情加重、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丧失对行为的认知或控制、表现出针对自身或他人的危险行为倾向，到发生各类危险行为，甚至触犯法律，其客观情形和干预处置措施都千差万别。因此，精神卫生法在切实鼓励自愿医疗的同时，应当针对不同条件(标准)设立不同层次的非自愿住院(治疗)方式，如医疗保护住院、紧急住院观察、司法强制住院等。并且严格规定各种非自愿医疗方式的程序，完善从个人自律、行政(社会)监督到法律诉讼的系列救济途径，使将来具体操作上不存在任何随意发挥的空间。

与自愿和非自愿医疗有关的其他亟需澄清的关键立法问题还包括患者知情同意^[20]和监护制度^[18]等。国际上一些创新的制度设计也值得研究借鉴，如患者在精神状况相对正常阶段取得其对发病后住院、治疗等措施的“预先指令(advanced directives)”，以及旨在减少住院等“高人身自由限制性”措施的“非自愿门诊治疗”、“非自愿社区治疗”等变通方式^[16]。

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鼓励提高对患者的识别率和治疗率，增加医疗资源，加强社区和家庭为基础的服务网络建设，强化监护责任与技术，建立针对有危害行为的患者的登记系统和随访监测系统，开展对患者危害行为的预测和干预研究等切实有效的措施，完善对于社会大众(免遭患者病态行为影响)的安全保护。

对少部分患者自主权的暂时剥夺，与精神障碍和精神医学本身的特点有关。作为平衡的手段，除了非自愿标准和程序需要严格规定外，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改善就医环境也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应站在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投入，大力提高我国的精神卫生服务质量，引导医疗服务从“管”向“治”甚至“防”转变，而基层和社区则应形成健全的网络，拓展其“管”或“控”的功能。要实现这种转变，首先需要完善对供、需双方的保障制度，进一步促进基本精神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如推进针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治疗项目”普及并常态化。^[21]此外，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和监护人在治疗方式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前者的看护能力和态度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患者的入院形式^{[15, 17]}，因此从立法、政策和资源上给予家庭更多的实际支持，将能极大改善非自愿入院患者的现状。

公众利益保护和精神障碍患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永远是动态博弈的结果。当前我国公众的精神卫生知识仍较为贫乏^[22]，对精神障碍和患者的负面认知态度居多，精神障碍患者仍可能被认为是社会的“危险”和“不安定”因素。应通过立法和法制教育，使全社会认识到社会利益保护和患者权利保护之间并不对立。同时有必要对媒体进行教育，进而向大众传播普及专业知识。

良好的精神卫生服务本身可能是更有效的宣传手段^[22]，因此也需要增加全社会的精神卫生资源，提高精神障碍的识别率和治疗率，尽可能改善患者的治疗结果，这将有助于改善公众的认知态度。当然从公众利益保护的角度看，建立和完善包含患者权益保护的严重精神疾病登记和信息系统对于防范因疾病所致的危险行为也是必要的。此外学界还应大力开展有关精神障碍患者暴力攻击等危害行为的预测和干预研究，为促进个体和公众两者间利益平衡提供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