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病的防治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随着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一个新的共识逐渐形成:慢性病与诸多社会因素广泛联系,其防控不仅仅是医学领域的一个技术问题;群体层面的防控效果,依赖于社会政策的引导和调控。[1]2011年9月,以“慢性病防控”为主题的联合国高层会议,在其政治宣言中明确指出:应对慢性病,各国政府须承担首要责任,创造公平的促进健康的环境,使个人、家庭和社区有能力做出利于健康的选择。[2]本文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分析视角,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被认为是影响健康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政策紧密关联[3],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慢性病的关系,对于制定“有利于公平的促进健康的环境”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09年成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该调查样本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的方法抽取。初级抽样单位为县级行政单位。CFPS2009年成人问卷调查中与本研究相关的指标包括:调查前6个月内由医生确诊的慢性病患病情况、自评主观社会地位、工作决策权情况(工作内容、进度和强度各自的决定方式)以及年龄、性别、受教育情况等人口学资料。
本研究着重关注18~60岁工作人群,其原因在于:第一,慢性病患病人群年龄在不断前移;第二,工作人群区别于学生和退休人群,与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劳动力人口慢性 病患病的原因 ,从而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政策。CFPS2009年测试调查涉及北京、上海和广东,样本共4 668人,其中北京和上海18~60岁工作人群1 806人,全部纳入此研究。
在本研究中,“慢性病”的界定为被调查者自报调查前半年内患有的、由医生确诊的慢性病。本研究对“社会地位”的指标分为“主观”和“半客观”两类。“主观指标”是被调查者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情况;“半客观”的社会地位则以工作内容、工作进度、工作强度的自主决定权来代表。
单因素分析时,不同人群慢性病患病的差异采用R×C列联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是患病与否,分别对主观社会地位和半客观社会地位指标进行回归:
其中,p为慢性病患病风险;Social*Income为社会地位和收入分组的交互项;Social 为主观/半客观社会地位,以社会地位最低组为对照设置分类变量;Income为收入分组,以收入最低组为对照设置分类变量;X是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在分类变量的设置上,自评社会地位分为 “很低”至“很高”5组。工作的决定方式测量,按“完全由他人决定”、“部分由自己决定”、“完全由自己决定”分为3组。社会地位与收入的“交互项”分三类:社会地位最低同时收入最低的;社会地位高,同时收入最高的;其他组合。
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本文研究对象中,慢性病患者比例为10.9%。女性慢性病患病率高于男性(分别为12.62%和9.45%,χ2=4.631,P=0.031)。随着年龄增长,慢性病患病率也在提升(χ2=48.499,P<0.001)。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慢病患病率中,小学/私塾及以下最高,中专/高职/大专组最低(χ2=24.769,P<0.001)。收入与慢病患病率有负相关趋势,收入较低的人群慢病患病率较高,而收入较高的人群患病率较低(χ2=17.000,P=0.002)。在单因素分析中,自评社会地位的不同组之间,慢性病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249,P=0.690)。而对半客观社会地位的指标分析则发现,随着对工作内容、工作进度和工作量/强度的决策权的提高,慢性病患病率提升(三者统计检验结果分别为:χ2=26.789,P<0.001;χ2=36.664,P<0.001;χ2=28.348,P<0.001)。
多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控制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后,不同自评社会地位人群在慢性病患病率上的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但是,随着工作内容决策权、工作进度安排决策权和工作量(强度)决策权的提升,慢性病的患病风险随之增高。收入与慢性病患病的关系并未表现出与半客观社会地位相类似的趋势,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慢性病患病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与工作内容完全由他人决定组相比,工作内容部分由自己决定、完全由自己决定和其它组的慢性病患病风险分别增加137.1%、117.0%和129.7%。与工作进度完全由他人决定组相比,工作进度安排完全由自己决定和其它组的的慢性病患病风险分别增加252.4%和142.9%。而相比于完全由他人决定组,工作强度部分由自己决定、完全由自己决定和其它组的慢性病患病风险分别增加90.5%、159.6%和117.6%。从其他变量来看,与单因素分析结果相似,随着年龄组的提升,慢性病患病风险随之增加。同时,女性慢性病患病率较男性高。
近年来,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自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提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的“原因的原因”以来,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成为国际上健康研究的热点。[4]“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比传统上“致病因素”的分析更进了一步,其基本分析逻辑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迫使”人们暴露于特定的致病因素,从而导致健康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需要从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入手。[3]
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研究领域,著名的“白厅研究”(Marmot对英国公务员进行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地位低者健康危险性较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工作地位较低男性的吸烟率、缺乏体育锻炼、压力较大等相关危险因素更高。[5]在关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中,较多来自发达国家的研究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越低,一系列慢性病患病风险越高[6, 7],与“白厅研究”结果在趋势上相似。
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却与上述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不同主观社会地位人群慢性病患病率无差异;以“工作决策自由度”衡量社会地位时,地位高者(自由度高者)患慢性病的风险较大。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即尽管大量的研究结果都显示慢性疾病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呈差异性分布[8, 9, 10, 11],但不同国家和地区这种“差异性分布”的趋势并不一致[12, 13]。
上述这些结果,一方面提示,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地位与健康的关系可能不同;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地位高低的价值标准及内在含义亦不尽相同[14];再者,在技术层面,“工作决策自由度”与“生活决策自由度”并不一致,换言之,工作自由度高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规律”等情况,成为慢性病的“易感”人群。当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受到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对于慢病患病的测度,是被调查者自报“近半年来被医生诊断患有慢性病者”。如果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卫生服务可及性较低的话,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被告知”患有慢病的机率便比较低,于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慢性病患病率可能被低估。
本研究就社会经济地位与慢性病患病关联进行了一次实证研究的探索。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第一,理清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社会经济地位与工作及生活状态的联系,以便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危险因素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第二,在测量健康状态时,引入更为可靠的客观指标,减少偏倚;第三,获取国家层面的资料,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工作状态与慢性病患病的关系密切。而且,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此种关系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就社会经济地位与慢性病的关系,开展基于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
致谢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的CFPS数据。
[1] | 郭岩, 汤淑女.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与慢病防治[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10,11(11): 1167-1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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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