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因为其独特的优势，受到了西方很多国家的重视，目前，世界上约有50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家庭医生组织，有15万名以上经过正规训练的家庭医生为患者提供基本健康服务。^[1]在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家庭医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对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比较成熟的国家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存在差异，但在总体上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具有以下特点：在服务目标上，家庭医生凸显“守门人”的作用，在健康管理、调节卫生资源、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双向转诊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在人才来源上，各国对家庭医生有严格的资质审核要求，也建立健全了家庭医生培养制度；在服务内容上，各国家庭医生的服务项目覆盖健康管理各个方面，包括疾病诊断及处置、健康咨询、体检、转诊、家庭访视以及配合其它卫生机构开展专门项目如慢性病管理、计划免疫等；在服务形式上，一是建立与居民签约机制，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首诊制度；在服务经费上，最典型的是英国按照人头预付制度。

在我国，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大框架内发展的。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社区卫生服务明确提出了完善服务功能的要求，强调“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坚持主动服务、上门服务，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 的职责”。^[2]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强我国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新医改明确提出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使社区成为实现医改目标的重要载体，而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是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近两年，国内部分发达地区开始在原有的全科团队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基础上，探索借鉴国际经验，开展深化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改革的试点工作，如上海、北京^[3]、深圳^[4]、青岛^[5]等，这些地区以常住或户籍居民为范围，建立与居民签约的机制，通过政策手段引导居民自愿在社区首诊，通过预约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指导转诊等服务^[6]，但均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家庭医生制度的制度设计、模式构建和实施过程仍存在很多困惑和不足，亟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等跨学科视角的研究还很缺乏。

在医学视角下，家庭医生制度是卫生服务到社区和家庭。在社会学视角下，家庭医生制度是“基于社区、以社区人群为服务对象”的卫生服务。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疾病谱的变化，医学模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对健康的关注点也逐渐从治疗转向预防，从疾病管理转向健康管理。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社区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区卫生服务是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重要环节，是保障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卫生服务模式要实现社区化，要以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的理论来指导，不是简单地把医学知识和医院服务应用在社区中。为了克服家庭医生制度缺乏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的瓶颈问题，应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

要建立家庭医生制度，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个关键问题。以信任、合作与互惠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不是某一社区天然拥有的，而需要经过有目的的培养、演进而逐渐生成，一旦无形的社会资本形成之后，往往会成为社区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制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培养这种无形社会资本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社会对社区概念的重视、社区整体环境的改善，需要在如何促进信任、寻求合作等方面努力，并且具体的措施与对策之间彼此协同。

结合我国社会文化及卫生保健实际情况，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本的激活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法律、政策(包括卫生政策、法规)、管理规章制度等；二是教育、培植：道德规范教育、文化教育等；三是引导：文化舆论导向、精神鼓励、社会参与以及受益密切联系等。^[12]

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的激活与培育需要通过多种形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互惠与合作，例如居民委员会和志愿者等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各种活动以增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他们之间的社会资本。从宏观层面，结合家庭医生制的实施来看，社会资本的培育需要通过制度规范、政策引导以及舆论导向和宣传教育，从而推动微观层面的态度、角色行为以及互动模式的转变。在实施家庭医生制的过程中，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有力的政策引导有利于为社会资本培育和互动模式转变创造良好的环境，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家庭医生，其态度转变和角色行为的有效发挥均需要规范和引导。例如，居民对家庭医生制的理解需要通过社会动员和媒体宣传来实现，居民某些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和就医观念需要通过健康教育来引导，其就医行为和就医习惯需要通过签约、定点医疗、支付方式、报销比例等制度和政策进行约束规范。家庭医生的行为要通过提高待遇水平、绩效考核等各种激励机制进行规范引导，业务水平要通过培训和继续教育不断提升，另外，职业成就感需要通过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等精神鼓励进行引导。

社区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制度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社区发展规划应该纳入家庭医生制度；反过来家庭医生制度也离不开社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支撑。家庭医生制度应作为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核心和根本，不应仅仅局限于社区卫生的层面，还应拓展到包括二三级医院在内的整个医疗服务提供体系，成为整合医疗卫生资源以及社会、社区多方面资源的纽带。

除了社区微观层面的人际社会资本，家庭医生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还存在着多层次的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包括街道、居委会等基层行政力量；民间社会的很多非营利组织，各种社团组织如志愿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团体、社会福利组织、慈善机构、教会组织等；公共卫生机构、二三级医疗机构等其他卫生机构，这些组织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同与支持，多种社会服务、社区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的整合与协同，也是有利于推动家庭医生制顺利实施的重要的社会资本，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整合各方资源。

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发育缓慢和不完全，给社区卫生服务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推迟了卫生服务“社区化”进度。^[17]家庭医生服务如果没有社区非营利组织的扶持，家庭医生就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缺乏和居民沟通的社会桥梁，不利于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是社区重要的人力资源之一，没有他们的合作，家庭医生服务工作团队工作方式就是一句空话。合理组织、利用社会资本的多层次性，就可以形成社区社会资本网络，有利于家庭医生制度的茁壮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