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制定了综合性的药物政策。为确保合理用药措施的顺利实施，多部门的合作必不可少，而“德里模式”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药品监督机构与国家各部门及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7]德里为推行基本药物制度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通过由技术人员、药剂师、微生物学家、外科医生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委员会制定基本药物目录；采用“双信封”招标采购模式确保药品质优价廉；通过开展合理用药培训，将基本药物概念引入医学教育课程并建立一定的制度规范约束医务人员的行为；推行标准治疗方案并为病人提供药品信息，树立起合理用药观念。另外，研究表明，有严格和规范的药物注册及监管系统的国家在促进药物使用方面更为有效，德里模式具有必要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以保证政策的顺利推行。^[8]

津巴布韦基本药物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基本药物目录》内药品实行了分类管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使用对应等级的药物，而在低级医院使用的药品均可在高级医院使用，用以满足常规医疗需求并避免了非必须药品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滥用；同时，津巴布韦为了提高药品配送体系的效率，对国家医药库存管理采取私有化策略，提高相关信息发布速度^[9]，并加强了贫困边远地区的药品供应^[10]，确保用药安全；津巴布韦对临床常用药和急救药优先供应；为解决药物短缺，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补充目录是其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11]。另外，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考核、培训，针对主要健康问题制定适合各级卫生人员使用的诊疗指南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合理用药程度。^[12]

澳大利亚除通过Medicare向公立医院住院患者免费提供药品外，主要通过药品津贴计划为在医院外就诊的患者提供基本药物^[13]，只有证明某种药品具有成本—效果、疗效、安全性等方面的优势时才能够被纳入药品津贴计划当中^[14]，然后由药物评价部门以及经济学委员会对其成本效果、临床疗效等方面进行评价，并最终通过澳大利亚卫生部确定销售价格；同时，澳大利亚卫生部会凭借集中采购的优势，在与申请进入药品福利计划的药品进行价格谈判时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从而有效控制新药的价格，复杂的审批程序确保了入选药品的质优价廉，能够有效的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经济、有效。此外，在患者使用药品时，国家或保险公司只会为患者支付同类药品中的最低价格，由患者自行承担价格差，这就迫使医师倾向选择价格较低的药品，同时药品价格较高的生产商、销售商为占领市场，也通常采取降低药品价格的策略^[15]，从而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同时降低了药品价格。

国外的实践证明，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能够提高合理用药水平、控制药费增长，而严谨的制度设计、多部门的密切协作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自1982年我国引入基本药物概念以来，基本药物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其中，通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规定医疗机构药品配备品种，缩小了医生选择药物的范围，有利于避免医生因药物种类繁多而导致的重复用药；而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能够避免医务人员因不当的经济利益刺激而过度用药，但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必要的配套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出现了因财政机制不完善而产生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医院运行效率降低、基本药物目录不能完全满足基层医疗机构用药、药品配送不及时等问题，对药物的合理使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6]另外，虽然药品价格降低的确减轻了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但仅关注价格而不注重药品使用量将可能导致前期的努力归于无效。

此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作为基本药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7]，能够引导药品供应和医生的处方行为更趋于合理。苏丹各级医疗机构采用基本药物目录后，基本药物使用、注射剂和抗生素使用情况明显改善。^[18]利用药物经济学、循证医学、药物流行病学等多种方法筛选并制定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标准治疗指南》和《国家处方集》，能够有效的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19]在美国，推行的处方集制度对药物疗法的质量控制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医生处方差错率、降低医疗事故的发生率，我国《处方管理办法》及《抗生素使用管理规定》的出台在促进合理用药，避免抗生素滥用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用药习惯、地区差异性，通过国家层面上统一制定参考指南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地区实际，可结合当地实际建立补充目录以满足临床所需^[20]，我国现阶段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并不能完全适用当地用药要求和习惯，因此地方通过制定基本药物增补目录以满足当地用药需求，但由于药物遴选、供应机制的不健全，部分儿科、妇科常用药品配备不足，需进一步细化药品目录以保证各地区用药需求。

相关研究发现，48.4%的临床医生在近1/3的处方中使用抗生素类药物，而导致该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其缺乏相关合理用药知识以及继续教育程度较低。^[21]通过专业人员面对面的不带有任何商业目的的讲解药品相关信息，可以有效避免因医生对药品性状了解不充分而导致的药物滥用^[22]，但在现实情况中，药品种类繁多，让医生了解全部药物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项旨在解决临床问题的课程培训中^[23]，实验组的医学生利用解决问题6步法找出最优的治疗药物，避免药物的不合理使用。虽然各种教育措施能够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但有研究表明教育措施的干预仅在短期内促进了药物的合理使用，为保证培训质量，后续的培训教育措施必须及时跟进。^{[24, 25]}

零售药店因其便利性而成为患者获取药品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大部分药店的私营性质和药品销售人员业务水平较低，往往只注重经济利益而非药品使用合理与否。事实证明，对药店销售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将能够促进用药的合理性^[26]，在越南开展的多中心干预措施证明，通过强制管理药品处方、面对面的教育培训以及同行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够明显的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27]， 而在社区内促进用药安全，对于保障公众健康等会起到积极作用^[28]。在我国，为保证用药安全，指导合理用药，卫生部门要求各零售药店需配备执业药师，但现阶段，由于执业药师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在医疗行为中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仍是制约其在监督医生处方用药行为、避免药物滥用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需进一步强化药剂师的作用，提高其在医疗行为中的地位。

有研究发现，需方的药学知识、用药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合理用药的实现^[29]，而同时，需方的自我医疗行为逐步增多，患者不恰当的自我医疗行为及其对医生处方的干预也极大地影响了药物的合理使用^[30]。针对需方药品知识相对匮乏的现实，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及在医疗机构开设宣传栏等广泛宣传合理用药知识，并建立需方用药行为以及影响因素研究机制，减少居民药物滥用。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验表明，通过各种方式在社区、诊所、学校等公共场所宣传基本药物，有助于公众对基本药物的了解，促进他们自觉选用基本药物。^[31]在巴基斯坦开展的一项针对母亲的合理用药项目中，经过培训，其合理用药知识和行为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32]荷兰、英国等国家注重对病人的健康教育，通过病人及病人家属与医生的交流、在卫生服务机构或家中进行专家咨询让患者更广泛的获得健康相关知识避免不恰当的自我医疗，而进行药品使用效果评估能够有效地降低抗生素使用率和药品费用。^[33]WHO也通过印发宣传材料促进社区用药^[34]，但由于医疗活动的专业性，需方医疗知识相当欠缺，针对需方的干预可能会耗费更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