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在上述欧洲发达国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基本解决了药品领域的主要问题，还在此 基础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联合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制定了国家药物政策：以公平获得、安全质量和有效性、科 学使用、可持续和负责任的医药产业为四个核心，强调科学使用贯穿其他三个核心目标，旨在提高澳大利亚公民健康效果。

药品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只是简单的技术过程，更是政治博弈的过程。技术、经济上合理的政策 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上可行。决策者需要专业技术知识，更需要政治分析能力，以便使决策更为有效。决策 者不应止步于官方发布某一药物政策，而需继续跟进执行全过程。在公立领域推行基本药物目录仅仅是促 进药物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落实国家药物政策的第一步。澳大利亚之所以在药品领域主要矛盾都得 以基本解决的情况下，仍然制定国家药物政策，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95年， 澳大利亚工党成员、卫生与家庭服务部部长Lawrence博士将制定国家药物政策，响应选民的意愿认定为获 得政党选举选票的重要砝码之一，这是支撑澳大利亚在这个特殊时间点制定出国家药物政策不可或缺的重 要因素。选举后，较为平稳的政治过渡使得自由/保守党成员Senator Grant Tambling作为下一任执政党成员， 延续了前任政党在药品领域的政治承诺，正式批准了国家药物政策。澳大利亚政府对公民公平健康权(包括获得基 本药物)的尊重与承诺，是制定和执行国家药物政策决定性前提。

我国关于国家药物政策的讨论始于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的倡导和支持。但鉴于当时领导国家药 物政策研究的政府部门在药品监管部门，毕竟药品监管部门的核心职能是保证药品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也没有引起国家高层决策者的关注。虽然在启动本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之初，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 制定国家药物政策的理念已经在中央决策者的智囊团中得到大力倡导，遗憾的是国家高层决策者虽然接受 了基本药物这一奠基国家药物政策的理念，将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作为五项重点改革之一。而覆盖整个药品 领域、纲领性的国家药物政策没有被提到改革的议程。 2008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在卫生部内部成立药物政策专职司局的同时，健康中国2020研究计划对 国家药物政策进行了专题研究，起草了我国的国家药物政策文本，但一直未获得正式批准。直到2012年8 月，整个研究成果以“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的形式由卫生部公布，至今仍没有独立的、引领 药品领域发展的国家药物政策正式文本，药品领域的政策缺乏协调性和延续性，需要等待下一个合适的 政治时机推动这项政策的正式批准和全面落实。

制定并通过法律程序批准国家药物政策文件固然是走向成功政策的第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一定成功。 即使是迈出了走向成功政策的第二步，即建立了执行该政策的体系和主体执行机构，如果缺乏清晰的权利 义务安排和可操作的执行策略，卫生体系和执行机构不能良好运转，国家药物政策就会仅仅是一份不能发 挥应有作用的纸头文件。部分国家已经制定了国家药物政策法律文件，但穷人仍不能公平获得基本药物， 无力支付高额药费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为此给出了严峻的教训。菲律宾即是一个案例，国家药 物政策文本1987年就由总统批准，但由于缺乏切实可操作的落实，卫生体系尚不健全等原因，该政策实 施20多年来，菲律宾的基本药物可及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相关研究显示：2001—2009年，选定基 本药物的通用名药在菲律宾的公立和私立机构有库存的比例仅为15.4%和26.5%，其中位数价格分别是国际采购价格(最低的通用名药价格)的6.4和5.6倍。^[14]跨国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和品牌药占有菲律宾70%以上的市场份额。 菲律宾人的药品费用90%为个人自付。^[15]随着我国医改的深入进行，卫生系统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制定 和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具有一定的基础，但应吸取菲律宾等国的教训，从政策制定之初就必须制定符合国情 的和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同时要不遗余力地全方位考虑国家药物政策各组成部分的落实，让这份政策文件 通过各项目标一致并相互协调的具体政策显示活力。

西方社会对社会团体的大力扶持，尤其是政府的预算支持，使得大批活跃的社会团体得以为改善公众 健康发挥作用。如澳大利亚政府预算支持下的CHF，在药品领域始终代表和帮助表达民意，参与澳大利亚国家药物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全过程。我国本轮医改进程自始至终都有社会团体的声音。从最初国务院征集医 改方案，国内外多家研究、咨询机构都有机会向决策者展示和详解其设计思路；到国家医改方案在网上公 开征求意见，国务院领导多次亲自组织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讨论；到医改进程中各家研究、咨询、专业 社团对医改政策和实施畅所欲言。各类社会团体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为评价和调整相关政策发挥了 重要作用。让各类社会团体在药品领域的决策中，像参与医改顶层设计那样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是我国研究和制定国家药物政策需要借鉴的。

国家药物政策是一项社会政策，其服务的主体是消费者(即社会政策对应的主题)。西方社会政治决 策者普遍认同的消费者权利，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使得消费者的意见不被忽略，增加消费者对 政策的认同感是政策成功的又一关键。在我国，包括药物政策在内，越来越多的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都 开始严肃思考“以人为本”、“健康权也是人权”、“确保基本药物可及是保证健康权的重要内容”等理 念。患者和公民被越来越多地邀请至国家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会或听证会上，并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少 数患者群体(包括艾滋病病人和罕见病病人等)也可以通过一定渠道将他们的用药需求反映给相关决策者。 但这样的局面毕竟刚刚形成，仍需要较长时间和更多决策者的认同并付诸行动。

国家药物政策是国家卫生政策的一部分，势必与卫生政策中的其他内容相互作用。制定和执行国家药 物政策，必须考虑与卫生筹资、医学和药学教育、政府监管等政策衔接。对于有药品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 的国家，国家药物政策还必然涉及健康目标与医药产业发展目标的平衡。仅仅停留在遴选药物，没有配套 的筹资(包括药品本身和服务提供者)、价格监管、风险分担、专业与公众教育、药品研发、生产、 流通、采购、使用、监测、评估等保证政策的配合和支撑，以及覆盖药品供应全过程的全面、细致的政策 考量，国家药物政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当前，我国药品领域的改革联动了卫生和药品筹资、药品价格监 管、医保药品报销政策等卫生系统相关组成部分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国家卫生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的。但目 前的药物政策研究，绝大多数仅停留于基本药物制度(即基本药物遴选和招标采购等内容)，缺乏对药品 领域发展的整体考虑。尤其在联动研发、贸易与知识产权政策、通过医保药物政策等有效手段促进科学用 药等方面尚处于缺位，迫切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