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6部委《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中提出，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多数专家认为大病和小病都属于基本医疗的组成部分，支持用基本医保费用来办大病医保，认为这样可以继续通过政府补贴吸引居民参保，从而减少因自愿参保而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但专家也提醒，如果继续延续自愿参保政策，长期来看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逆向选择，从而影响大病医保的发展。

也有专家认为大病医保筹资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抽取是不合理的，因为既然规定大病医保属于补充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那么就应该遵循“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进行参保，而不是从既有的基本医保基金中“切割”。建议大病医保可以参照美国商业保险制度的模式，当公司为员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时，这部分费用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税待遇，从公司的税前收入中扣除。

要提高大病医保资金的统筹层次，可以从目前的县级统筹向地级市和省级统筹迈进。首先要从顶层设计上做好统筹，以实现十八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保障公平和公正的目标。具体的统筹方式，可以是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城乡统筹，也可以是行业统筹、区域统筹等。

但是，大病医保筹资仅仅依靠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基金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医疗费用上涨和保障水平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稳定性将受到冲击。因此，要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政府和居民多方筹资的机制，并且政府要在大病医保筹资上承担更多责任。

医保目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病医保的保障水平，也影响着大病医保基金的支出。为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必须扩大报销目录。但新增大病医保项目需要建立一个共同参与选择的机制，所有医疗服务项目都按照公众的价值标准进行重要性排序，医疗服务项目按照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进入医保目录。制定医保目录要结合定量和定性两种方式，既要通过数据分析选择经济效益高的服务项目，也要定性分析医疗保障的公平性。

支付标准对于调节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行为，优化资源配置，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具有重要作用。支付标准的确定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照病种进行支付，二是根据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数量进行支付。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如果按病种支付，各地可以从个人负担较重的病种起步开展大病保险，但是由于大病患者一般都在大医院就诊，按病种支付导致大病医保基金都流向大医院， 从而助推大医院的进一步扩张。在我国，公立大医院垄断了公共资源，由此产生了垄断利润和寻租成本，大医院的扩张会加剧垄断，也会增加医疗保险机构对大医院的监管难度。

如果按照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偿，其优点是可以直接补偿需方，但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挑战， 并且支付标准的制定是关键。专家认为，在制定起 付标准时，参照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规定当地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 收入作为起付标准，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大病医保50%的赔付率，这样高的保障水平要求相应的筹资水平做支撑，但是在很多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筹资水平有限，长此以往，大病医保必将入不敷出，难以持续。如果为了达到收支平衡而提高起付标准，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规定以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3倍甚至更高作为起付标准，那么实质上可支配收入在制定起付标准中的参考价值已经丧失。

要切实解决大病致贫的问题，要从源头抓起，居民应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防病于未然，从而减少大病支出。对于已经发生的大病，专家提出要采取恰当监管措施，控制过度医疗。

随着医疗保险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医疗需求释放，加上医疗机构以牟利为目的的诱导需求，大病医保基金的费用控制面临挑战。专家指出，控制费用首先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过度医疗的监管方，并且从法律上赋予监管方执行监管的权利。同时，专家也提醒，建立医疗保险评审、医疗服务评审机制或医疗保险服务评审机制，有可能受到医院等利益相关方的抵触，在全国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