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国在实现全民 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的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如今已经完成了医改第一阶段— —近期三年的目标任务，这一时期内1 250亿美元的新增投入使得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覆盖了超过90%的人口，但这仍然需要卫生、医保等部门与其它10余个部委之 间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伴随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 城镇化的进程，走向全民健康覆盖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一改革趋势使得中国的生 活方式更加西方化，疾病负担从以传染性疾病为主逐渐转向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为主。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变，经济和卫生部门都进行了分权制改革，这极大 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减少，进而导致了以社区 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整体上削弱了疾病风险保护能力。随后，政府逐渐在 卫生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机制，作为卫生服务提供主体的公共部门逐渐演变为私 立部门，除了政府提供15%的财政补助外，鼓励医疗机构向患者收取额外费用来 弥补差额。

除以上诸多因素外，宏观经济与卫生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关系：较弱的风 险保护导致中国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进而减少了消费性支出。由 于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关注从生产和投资领域转向寻求经济的平衡，并更加依 赖消费性支出。因此，政府增加了医疗卫生的投入，不断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降 低居民存款利率。这就意味着提高居民的医疗保险覆盖率能够有效刺激居民的消费性支出，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1]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疾病谱改变和居民疾病风险保护需求的 增长，开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医改正在开展5项重 点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 称“新农合”)已经覆盖了95%的城乡居民。这一改革措施在农村地区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通过经济激励和行政干预等措施，新农合已经覆盖了8亿多农民。从经济角度来看，由于新农合一般以县为单位进行统 筹和组织管理，因此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给予新农合适当补 助，这有助于将更多的农村家庭纳入医保体系。从行政角度看，新农合纳入地方 领导人的目标责任制管理，有助于降低农民个人自付费用，并为贫困农民提供医 疗救助。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新农合运行良好，在筹资水平、参合人数等方 面均保持良好势头，并与经济调整紧密结合。

中国医改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要真正实现全民健康覆盖，防范疾病风险， 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长期以来，按项目付费的支付 方式导致了医疗成本的大幅增加；住院服务量的增加虽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卫生 服务可及性的改善，但约有50%的住院服务通过门诊治疗更具成本效益；在一些 大规模、高水平的医院，排队现象依然严重；虽然政府出台了限额付费等一系列 措施，但对居民的疾病风险保护并未得到预期改善。实际上，从中国卫生筹资改革中可以吸取一些经验。

官方数据表明，近年来次均门诊费用和每床日住院费用中，个人自付比例并没有减 少。^{[2, 3, 4]}2001—2010年，居民消费性支出中，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所占比例并没有 降低，城镇居民一直保持在6.5%以上，农村居民一般在5.6%~7.4%之间。^[5]截至 2011年，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分别为50%和42%；医院人均住院费用为6 910元。而农村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 977元，这就意味着新农合个人自付费用约占参保人群年人均收入的50%(新农合报销之后)。^{[6, 7]}此外，新医改以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有所增加，从2003年的30.0%上升至 2008年的34.5%，其中9.2%是因为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8]；但新医改以后， 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比例从2008年的14%下降至2011年的12.9%^[2]。同 时，相对较低的实际报销比会产生较高的个人医疗卫生支出^[2,9-10]，贫困地区和 低收入人群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比例较高，这说明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疾病风 险保护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财政投入已经转化为具有成本效益的高 质量的卫生服务产出^[11]，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考虑个人将会受到什么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真正实现全民健康覆盖，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