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因抗病毒治疗而去医院检查的情况，最近两周内216名农村艾滋病病人中 患病的有58人，其中，有50人到医疗机构就诊，两周就诊率为23.2%。

就不同人群的两周就诊率而言，女性病人为27.5%，男性为19.3%。汉族病人为19.1%，其他民族 病人为25.8%。文盲病人为40.0%，小学文化为18.6%，初中及以上的为21.4%。 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为21.7%，经注射吸毒感染的为28.3%。未婚病人为19.4%， 已婚为23.1%，离婚或丧偶病人为28.0%。24岁以下病人为21.7%，25~34岁为22.0%， 35~44岁为24.6%，45岁以上为26.1%。家庭有欠款的为23.7%，无欠款的为22.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家庭年收入在3 000元以下为12.1%，3 000~5 999 元的为18.2%，6 000~9 999元的为37.0%，10 000元及以上的为25.0%。报销或 减免过治疗费用的为31.8%。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家庭年收入和是否报销/减免过治疗 费用病人的两周就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过去一年，216名调查对象中有60人因病住院，住院率为27.8%，住院天数平 均为13.9天。

就不同人群的住院率而言，女性病人为42.2%，男性为14.9%。汉族病人为22.6%，其他民族为31.1%。 文盲病人为31.4%，小学文化为29.9%，初中及以上的为23.8%。经性途径感染的 为28.2%，经血液传播病人为26.1%。未婚病人为19.4%，已婚为30.0%，离 婚或丧偶病人为24.0%。24岁以下病人为30.4%，25~34岁病人为32.1%，35~44 岁病人为24.6%，45岁以上病人为13.0%。家庭年收入在3 000元以下病人为24.2%，3 000~5 999元的为32.5%，6 000~9 999元的为37.0%，10 000元及以上的为16.7%。家庭有欠款的为30.5%，无 欠款的为26.8%。报销或减免过治疗 费用的为37.6%，未报销或减免过的为1.7%。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是否报销或减免过治疗费用病人的年住院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以是否到医院就诊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感 染途径、家庭年收入、家庭是否欠款、是否报销或减免治疗费用作为自变量进行非 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上自变量与是否就诊均无关联(P>0.05)。

以是否住院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感染途径、 家庭年收入、家庭是否欠款、是否报销或减免过治疗费用作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住院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性别、家庭年收入、是 否报销过治疗费用，OR分别为5.066、5.181和52.426，女性病人、家庭收入较高的病人、曾报销或 减免过医疗费用的病人住院的比例较高(表2)。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本文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假设。在门诊方面，减免相关费用 的政策对艾滋病病人会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释放了其对门诊医疗服务的利用，形 成了病人“不担心看病(门诊)费用”的心态和“不舒服就去看病(门诊)”的行 为，那么，这种心态和行为是否会给当地其他群众形成不良印象，如“关怀过度”， 从而阻碍艾滋病防控工作的协调开展？是否会对医疗费用的增长、艾滋病防治经费 “防”与“治”的配置份额和使用效率造成影响？在住院方面，相比于农村艾滋病 病人的收入(调查对象的平均家庭总收入为5 250.0元，家庭人均收入仅1 354.2元)， 住院费用的自付部分仍较高^[11]，艾滋病病人住院与否会受到收入水平和报销幅度的 影响，那么，对艾滋病病人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政策是否要修订，即对实行近十 年的“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客体有无必要调整？如果调整，方式是采取对所有艾滋病病人的“普及型”关怀还是针对因病致贫的“重点型”救助？这些都需要进一步 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