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处方用药数量分析，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单张处方平均用药数从3.32种降为2.98种，其中抽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2.92种降为2.54种，乡镇卫生院从3.68种降为3.31种。用药数大于5种的处方占比从改革前的10.58%降为7.4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均呈下降趋势，前者从6.29%下降到3.55%，后者从14.34%下降到10.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从处方用药结构分析，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抗菌素处方率总体上无显著变化。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抗菌药物处方率由57.20%升至62.43%；乡镇卫生院则由71.36%降至65.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二联及以上抗菌药物处方率由改革前的17.37%下降到改革后的14.2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均呈下降趋势。激素处方率由22.31%下降为21.00%，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18.40%降为13.80%，而乡镇卫生院由25.75%上升至26.27%。注射剂处方率由42.82%提高到47.20%，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均呈增加趋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39.94%升到42.62%，乡镇卫生院由45.35%升到50.5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3)。

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基本药物的要求下，安徽省基本药物配备率已接近100%，但其中有20%~30%的药品是来自于省级补充目录， 表明2009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与当地居民用药需求有差距，省级补充目录在提高患者用药可获得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扩容至520种，收录了部分省市补充目录的药品，省级增补目录可能需要缩减或取消。这对于安徽省等城乡用药习惯有差距的省市，可能会带来挑战，需要调整省级补充目录的制定策略。

抽样机构基本药物配送不到位的主要是价格偏低或采购量较小的药品，这与双信封招标采购制度中生产企业掌握配送的主动权有关。药品生产企业为进入招标目录而尽量压低价格，缩减药品配送成本，将风险转嫁给配送企业，使其合理利益难以保证。配送企业为了最大化收益，往往会青睐价格较高或用量大的基本药物以扩大销售数量，从而影响价格偏低或采购量较小的药品配送。^[4]而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价格低廉、使用广泛，对基本药物配送模式提出挑战。

改革后大部分抽样基本药物采购价格降低，有效缓解了患者药品费用负担，但仍出现少数药品价格上涨的问题。 虽然不排除药品生产成本增加等客观原因，但集中招标采购后价格仍高于附近药店售价，表明在基本药物进入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供应链中存在不合理定价的问题。这主要是由药品的采购价格受到“一品一规”或“一品两规”的影响，可能出现部分药品只找到少数几家甚至一家生产企业，使药品价格不降反升。^[5]目前新发布的2012版基本药物目录虽然扩展到520种药品，但限制规格、剂型和酸根，也有可能出现利好部分生产企业的现象。^[6]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后，安徽省抽样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处方用药在数量和用药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均优于改革前，医务人员用药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但改革后注射剂处方率呈上升趋势，主要与医务人员和患者用药偏好有关。一方面可能因为该地区或机构内医务人员合理用药意识不够，尤其缺乏正确的注射剂类药品用药知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居民过分依赖注射剂的药品使用观念有关。由于部分患者在药品使用上存在不良习惯和误区，会提出不合理的额外用药需求，尤其是注射剂，对处方用药合理性带来一定影响。

针对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配送模式。对于部分临床必需性高但用量小、价格低廉的基本药物，可考虑实施省内企业定点生产，统一配送，降低招标和配送成本，保障这部分药品的足量供应。^[7]对于其他销售量大、市场份额高的基本药物可维持现行配送方式，但要加强对配送企业的监管。

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扩容的前提下，对于用药习惯可能有所差异的农村地区居民可以针对其需求制定特殊用药政策，如在补充目录中重点关注农村居民的用药需求，并针对新目录限规格和剂型的特点，补充安徽省当地居民习惯用的药品规格和剂型。

在招标采购过程中，要避免因药品生产厂家过少而出现价格垄断的问题，确保生产企业以合理价格中标。应加强 政府对药品生产企业资质的监管，加大对基本药物招标采购过程中恶性竞争 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惩处，保障良性的竞争市场^[8]；加快实现药品价格信息共享，探索实行更大规模的集中采购。

加强对医务人员合理用药的培训，在培训内容上做到各有侧重，重点开展临床医师药品品种多样选择性和临床药师药物治疗过程中相互影响等知识培训。同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普及居民用药知识，培养合理用药的意识与素养，提高居民合理用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