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和人群的健康工作是公共卫生发展的基础。公共卫生措施的计划、实施都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全球范围更是如此。因此，深入理解与社区、人群健康相关的因素，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非常必要。比如，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而经济衰退则会大大限制其发展，遭受严重经济危机打击后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四个国家就是如此。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往往更加关注眼前利益，而不去考虑长期影响。例如，传染病控制一直是全球卫生的重要关注点，但并非所有的传染病都受到同样重视。那些随时有可能传染给任何人的疾病，如SARS、甲型流感等疾病受到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而那些主要局限在贫困地区尤其是热带地区炎热潮湿气候环境下的传染病却容易被忽视——如血吸虫病、淋巴丝虫病、麦地那龙线虫病等。究其原因，一是这些疾病绝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威胁不大；二是消除这些疾病所需投资巨大，而眼前获益有限。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发生地区等一直重视这些疾病，但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时，筹资的难度就更大。因此，“被忽视的热带病”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再如结核病的控制，如何在贫困地区降低这一疾病的患病率，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实验室技术、诊断与治疗的正确性以及药物的有效性，也要考虑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实现健康保障和卫生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如果让经济不发达地区居民享有与经济发达地区相匹配的卫生服务和健康保障，没有政策、资金和服务能力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的执政理念、财政支持(如转移支付)、服务能力的提升，都是关键因素。

全球卫生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宗教等密切相关，公共卫生人才的国际化视野，需要有全球性的立场，以及广阔的知识面和洞察力。

从历史看，最早发源于英国的公共卫生实践是政府主导的运动，营养与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住房条件的改善是第一次卫生革命成功的关键。这些因素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健康，而且是影响健康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了公共卫生领域，造成全球性的政府“后退”，公共卫生力量被削弱。中国所受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下降，南美一些国家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服务私有化。幸运的是，自2003年以后，世界卫生组织认识到了这一思潮的后果，重新呼吁“基本卫生保健”这一实现健康公平的重要行动。

2012年召开的第65届世界卫生大会决议表明，现阶段全球主要关注的健康问题有6个方面：传染病控制、慢性病(包括精神疾病)控制、卫生体系的强化、卫生预警和应急、生命历程健康(Life Course, 包括老年人、妇女、儿童健康)和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依靠基本卫生服务，实现卫生服务体系向以人 为本的方向整合；需要各成员国达成共识；需要政治家的承诺，需要社会稳定，需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较低成本的技术和创新成果转让。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由于文化与政治制度不同，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必然不同，对这些创新思维和行动的支持，应该是包容与对话。

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有4条与卫生有关，如艾滋病、结核病、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饮用水安全和厕所卫生，这些目标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优先重点当中。联合国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国际专门机构和会员国，制定后千年发展目标时代的全球卫生发展目标，如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对全球卫生发展目标的制定，将有助于国家卫生政策制定和发展，如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

在公共卫生舞台上，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元化，互动越来越复杂，互动过程中渗入的影响因素也越来越多样。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框架下唯一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目前除了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协调外，还需要协调多个资金充足、影响力大的发展援助机构、专业组织、民间机构和私立基金会，以及194个成员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文件，遵循循证的原则，并得到多方论证，具有一定的技术权威性和规范性，可以倡导各利益相关者采取适宜行动，如世界卫生大会决议，但这些文件大多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所以，公共卫生专业所提供的坚实科学证据，能否变成各个机构和成员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在于证据的可靠性，还在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兴趣，以及他们将这些行动计划纳入到政策议程的能力，取决于倡导者的外交谈判能力和运用资源进行协调和对话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基本前提是灵活包容的人格、不断学习的精神、敏锐的洞察力和积极主动的人际沟通愿望。这些素质具备后，还需经过有意识的训练和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应该学习和了解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历史、法律等相关知识，尤其要深入学习和领会国际惯例。一些有效的外交和管理学技巧，如平等沟通的能力、谈判能力，都会为理解多元文化，在不同文化范畴内开展工作提供保障。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采用低成本基层卫生人力(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三级卫生保健网等创新性的“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以较低的卫生投入获得了较理想的健康结果。中国在初级卫生保健方面的成就，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功案例，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的运用与发展。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提法也适合于全球卫生治理。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无法采用同样的模式。高度依赖经济发展和政府高投入的福利社会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可能行不通。如何把世界卫生组织的“全民健康覆盖”价值观贯彻到各个成员国当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各个成员国总结经验，以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例如，全球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长期护理保健问题，西方现有的加大资源和人力投入的路径已经困难重重，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全球将目光投向了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大国中国。中国从世界各国的经验中获得了很多启示，同时，也可以在实践工作中总结经验，形成自己的影响和“软实力”。

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公共卫生人才，一支具有全球化视野、并有国际合作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是必不可少的。师资队伍的培养，一是直接选派教师到卫生相关的国际组织(如WHO、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等)、国际知名大学的全球卫生教学科研机构进行锻炼培养；二是与国际知名的全球卫生教育机构合作，在中国国内举办培训，双方教师共同教学，学习和利用国外经验，既培养教师队伍，也让学生直接受益。另外，值得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发展和利用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在这些项目中取得的经验。目前中国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公共卫生国际合作项目，如中英卫生合作项目等，这些国际合作项目多有高校教师参与其中，无疑可以提升教师的国际合作能力、开阔教师的全球视野。我们应及时对这些项目的效率和针对性进行评价，探讨诸如现有国际合作项目对于人才培养是否足够或全面，公共卫生人才在合作中如何受益最大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考虑针对中国具体的困难和挑战，主动引进一些有针对性的项目。

除了高校本身师资外，全球卫生人才师资队伍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国际合作的人员每天负责与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沟通，他们的实践经验非常宝贵；国际合作项目的中方主管单位以及项目的中方主要研究人员，经过项目活动的历练，了解研究管理的国际惯例，比如基金申请程序、伦理审查方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要求、以及经费审计和最终报告的撰写格式等；跨国公司的主管、跨国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机构的相关人员提供的有关国际惯例和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经验，对于全球卫生人才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不同于其它专业的师资，全球卫生专业的师资特别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跨专业、跨领域，特别关注实际应用能力。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不少高校建立了国际卫生、全球卫生的教育机构，已具有相对成熟的教学体系，直接借鉴这些国家的体系和教学方法是一个捷径。在借鉴基础上，要结合中国实际，逐步推动或完善与全球卫生相关的课程体系建设。逐步推动在医学、公共卫生等本科教育阶段开设全球卫生课程，使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具有从全球化角度思考卫生问题的理念。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培养相对成熟后，可适时开展全球卫生的学位学历教育。由于中国大学选拔考试的特点，使得高中毕业生在选择本科专业时，往往不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容易造成不适宜的人进入全球卫生领域，降低培养效率。因此，建议主要通过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基本素质的全球卫生人才，特别是选择有工作经历的在职人员继续深造。

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多极化的国际舞台，从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向着制定国际规则的方向发展，到积极地参与国际议程形成的全过程。所以，仅依靠教育远远不够，国际化人才自身强烈的动机和自我激励是关键，能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运用于充满利益冲突和多元行动者的国际大环境中，与实践完美结合的能力更是不可或缺。例如，需要培养协调一大批知名国际专家的能力，需要培养如何与代表各国本身利益的外交官打交道的能力。这些知识和技能，远远超越了专业技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