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首先要发现并确定要解决的卫生问题。存在和不存在选举的政府体系，二者在搜集和处理信息方式上存在差别，存在选举情况下，政府通过投票机制可以较好的发现民众偏好和需求。^[9]这种制度性表达偏好的机会具有相对优势。周期性选举不仅仅为公众提供了表达卫生服务需求的机会，而且也为政治家提供了发现卫生问题的激励，政治家为了获得选票而连任，不会漠视大多数民众反映的卫生问题。

在确定卫生问题后，开始具体制定相应的卫生政策。卫生政策制定的具体过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代表的参加，卫生政策的制定必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尤其是需要卫生服务的人群。相关研究认为，非民主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政府代表的是少数人，即权贵以及支持政权的富裕阶层的偏好。^[10]在这些非民主国家，由于最需要卫生政策的往往是穷人，但是在制定卫生政策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参与进来，结果卫生政策的制定往往忽视了穷人的卫生需求。二是必须存在对代表们恰当的激励机制，使代表们能按照选民利益来制定卫生政策。在当代政治经济学模型中，民主选举的主要特征是促使政治家和政府对选民联盟负责。^[11]政治家为获得选票而执政必须满足更广范围的支持者，选举激励使政府对大多数公民的健康需求作出更多反应^{[12, 13]}，从而制定适宜的卫生政策，这意味着民主选举的政府面临提供卫生服务的激励，保证大多数人群卫生服务的可及性。^[14]此外，周期性选举允许公众对政治家问责，若政治家在位时对卫生问题处理无法令公众满意，将面临离职风险。^{[2, 5, 15]}

选举的激励机制在大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1986年台湾地区实行政治改革后，国民党在1994年通过了全民医疗保险立法，从1995年开始实施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到1996年2月，覆盖率已从1994年的57%提高到92%^[16]；泰国的泰爱泰党(The Thai Rak Thai Party)在2001年赢得大选后立即推行“30铢”医疗保险计划，实现了泰国医疗保险的全覆盖^[17]；乌干达和南非分别在2001和1994年民主转型时期取消了使用者付费，主要是受到选票最大化的政治激励^[18]。

非民主选举的政府缺乏政治激励和问责，主要依赖小部分精英联盟维持统治地位，政府最理性的做法是通过向这部分精英提供公共产品来获取他们的支持。因此，对于非民主选举的政府而言，制定满足大多数人健康需求的卫生政策只是一个选择，而不是制度约束。^[19]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民主理论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代议制民主存在种种弊端，于是发展了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要求人民直接 参与决策过程，协商民主要求参与民主的各方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反复协商讨论，达成共识再作出决策。本文所讨论的民主指的是选举民主，即公民投票和竞争性选举。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是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后者不能替代前者，只能作为前者的补充完善。^[20]脱离了选举民主的制度基础，就无法保证政府对公众负责，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政治体制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或者健康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政治体制的代理变量多采用Polity Ⅳ数据库的PolityⅡ民主得分。2006年之后的研究中还考虑了长期民主对健康的深远影响。由于国家固定因素的影响，大多数研究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但由于非民主国家数量较少，同时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非民主国家的数据缺失严重，因此可能存在样本偏倚问题。

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民主体制对健康产出具有积极影响，但此类研究基于民主体制会分配更多的公共资源到卫生系统，从而产生良好的健康产出这一假设。但在健康改善的过程中，医疗卫生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有研究指出，生活方式和个人行为是造成健康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31]，但二者并不受政治体制的影响。即使政治体制对健康产出有影响，其影响路径也可能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例如政府以何种方式分配卫生资源，能否通过制度激励提供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此外，政府的其他再分配政策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如干净的饮用水、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转移支付等，都会影响健康产出。因此，要理解政治体制对健康产出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其他一系列的因果机制。^[4]

与政治体制对健康产出的影响相比，其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更直接，因果机制也更明显。关于政治体制影响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研究主要使用相对值和绝对值，相对值包括社会福利支出、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卫生总支出以及GDP的比例，绝对值的研究包括人均社会福利支出、人均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等。但使用相对值并不能真正反映每个人实际获得的卫生资源。只有2006年Timothy Besley 的研究使用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但只用了2000年的国家横截面数据。由于一年的数据可能会受到样本量较小以及内战、国际战争等偶然因素的影响，不能得到稳健的结论，也无法从时间维度观察政治体制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

由于政治体制影响健康产出的因果机制比较复杂，而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机制则相对清晰明确，所以后续研究应以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作为研究对象，并使用多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这样不仅增加了样本量，还能从时间维度考察政治体制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避免偶然因素的干扰。尽管面板数据本身也存在固有的缺陷，但现在的计量工具完全可以解决。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民主和健康产出之间存在显著联系，但要真正理解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因为民主可能仅仅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代理变量，即民主可能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仍未被发现，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