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鸟尤其野生水鸟是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是孵育、传播禽流感病毒的风险源头和储存库。野鸟普遍存在禽流感带毒现象，并且存在多种亚型，其中甲型流感病毒血凝素(H)有16个亚型，在鸟类中都能分离得到。中国鸟类达1186种之多，已知的候鸟有565种。^[3]我国地形复杂，大部省区属于候鸟迁徙区，全球共有八条候鸟迁徙线路图，途经我国的就有三条，其中一条途经江苏境内。目前普遍认为鸟类的这种迁徙行为可能是禽流感暴发与蔓延的传播途径。^[4]候鸟的迁徙与禽流感的大面积暴发与蔓延有一定关系，健康候鸟迁徙时，通过排便、饮水等将病毒进行广泛散播，将病毒传给家禽、留鸟，造成“候鸟一家禽一留鸟一家禽”的反复传播链接，而且每次循环传播都可能使病毒的毒性增强。留鸟一旦感染了极易变异的禽流感病毒，则会迅速在其种群间传播，并很快在与之接触的密集型饲养的家禽中暴发，导致短时间内、大面积、跨区域暴发禽流感，甚至会感染与之密切接触的人类。而野生候鸟携带并传播禽流感病毒是无法控制的。

禽流感一年四季均可在家禽、家畜间发生，但多暴发于冬春季节，这一时期正是候鸟的迁徙季节。我国禽类存量庞大，旱禽(鸡)数量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水禽饲养量达40亿羽，占全球水禽饲养量的75％以上，有禽类病博物馆之称。^[5]家养水禽是禽流感病毒的储存库，禽流感病毒在水禽体内(主要是鸭)发生复杂的遗传重组，不断演化出新的毒株并传播到陆基禽类。一些在野生鸟类中只引起轻微症状的禽流感病毒，很容易在家禽中造成大规模的严重疫情，对家禽饲养业具有毁灭性打击。禽间规模性爆发的各种潜在风险将长期持续存在。

流感病毒感染具有严格的种属屏障和宿主特异性。一方面人呼吸道上皮细胞不含禽流感病毒的特异性受体，即禽流感病毒不容易被人体细胞识别并结合，另一方面禽流感病毒由于含碱性氨基酸数目较多，在人体内的复制也较困难。所有能在人群中流行的流感病毒，其基因组必须含有几个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断。^{[6, 7]}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间不易发生相互传播，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概率很小。禽流感病毒只有通过不断变异，获得更高的感染力和致病力，才能够跨跃种群屏障，从而感染人。

在免疫压力下，禽流感病毒持续不断地在家禽体内进行基因的变异。一旦禽流感病毒HA和NA基因及PB1基因发生突变，流感病毒表面糖蛋白基因与内部基因的功能相匹配，导致对宿主的选择特异性发生细小改变，那么“条件性”感染人的现象将可能出现。^[8]如1957年的大流行毒株是由禽源的H2N2病毒的HA和NA基因及PB1基因替代了人源的H1N1病毒的相应基因。1968年的大流行毒株是由当时禽源的H3N2病毒的HA基因和PB1基因取代了人源的H2N2病毒相应基因。^[4]

现有研究表明，目前的禽流感病毒并非对人普遍易感，除了与遗传或基因的“亲和”性和个体免疫状况有关外，感染还与暴露机会、暴露剂量(一次性感染病毒剂量)等有关。禽流感病毒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冲破种间屏障，才能获得感染人类的能力。^[9]目前能够感染人类的禽流感病毒主要有H5N1、H9N2、H7N7、H7N2、H7N3和H7N9等亚型毒株，其中尤以H5N1、H7N7、H7N9致病性最强。^{[10, 11, 12]}但短期内病原学和流行学研究结果尚不支持人间大范围传播。^[9]近期或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散发病例会时有出现，甚至会出现死亡病例，影响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禽流感病毒种类繁多，风险源广泛分布于野鸟、家禽、家畜及各类哺乳动物。携带禽流感病毒的禽类是人感染的主要风险源之一。禽类存量庞大，人从养殖、运输、市场销售等众多环节均存在暴露风险，再加上候鸟迁徙途中禽流感病毒的播散和留守鸟的病毒传播难以掌控，因此彻底控制或消灭禽流感，完全避免人感染禽流感，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由于人、禽、畜接触频繁，猪流感和禽流感的某些毒株不断发生变异和基因重组，获得了对人的致病性以及在人群中传播的能力，成为人类流感病毒，这种风险将长期存在。

活禽交易市场是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重要暴露场所^[13]，人群通过呼吸道、密切接触而感染。活禽市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弊端甚多：(1)交易和宰杀场所面积狭小，通风较差，遍布污水的潮湿环境有利于病毒生存；(2)从事禽畜销售、屠宰的高危人群，普遍文化层次低，缺乏防治禽流感的知识，自我保健意识差；(3)监管体制及部门之间衔接有间隙，监管不力，存在多头监管、报检和检疫等问题。

公众对活禽交易的危害性认知度较高，2006年相关调查研究显示，知晓活禽交易市场是人畜共患病传播场所的消费者占50.9％。尽管活禽交易存在诸多的弊端，人们也知晓其危害，但还是不希望取缔活禽交易，被调查者中77.9％的人选择活禽，近半数的人反对政府取缔活禽交易， 支持取缔者仅占23.9％。^[14]

人感染新亚型禽流感早期，人们由于对人感染禽流感风险源、宿主动物等流行病学知识认识有限，往往采取偏严格的预防控制措施。而城市的活禽市场现宰现卖是导致发病的危险因素，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可以减少人群暴露风险。上海、北京等地在2004年禽流感肆虐期间，其活禽交易市场曾一度关闭，香港特区政府也曾关闭过活禽输入通道，而在危机解除之后又得到恢复。理论上讲，关闭活禽市场可以减少人群机会感染，但具体到关闭市场与不关闭市场，感染率是否有显著变化，目前并无相关研究报道。

活禽交易仅是众多人群暴露环节之一，关闭活禽市场，可以减少公众暴露风险，但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人群暴露机会，更不能彻底改变鸟禽间的病毒感染谱和流行态势。活禽交易仅仅是城镇人群感染禽流感的重要暴露场所，真正的风险源还在当前野鸟的高带毒率和分散、混乱的养殖，源头环节才是控制禽流感的关键。我国农村家禽饲养模式相对滞后，小规模饲养和散养方式仍然占据主体，普遍存在人畜禽混居、混养现象。禽流感病毒作为甲型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在鸟、禽和哺乳动物间的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现象将长期存在，一旦出现适宜在人群中传播的新型变异流感毒株，即使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在免疫人群匮乏的前提下，流行仍将不可避免，也无法避免高发病、高死亡的结局。

第一，规范活禽交易区布局。活禽经营区域与其他区域要严格分开，设置独立出入口，形成相对独立的经营区域，活禽交易市场内水禽经营区域与其他家禽经营区域要相对隔离。活禽经营摊位全封闭，装有排风排气等通风设施，消费者隔着玻璃挑选，避免消费者与活禽直接接触。第二，规范市场宰杀行为。宰杀区域与销售区域分开，活禽宰杀区按照动物防疫、卫生等要求进行布局，设置独立的封闭式屠宰间，屠宰间配置符合防疫要求的宰杀工具和设备，与宰杀规模相适应的消毒、通风和无害化处理等设施、设备。活禽市场实行定期休市和卫生消毒。

第一，各级政府应加大农贸市场活禽经营监管，实行持证上岗制，取缔无证经营。建立相应的产品质量追溯制度，确保产品流通的安全可靠。第二，建立部门间联动工作机制，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形成严密的监管网络，大力整顿活禽市场。各部门之间要建立对活禽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防止不符合规定的活禽经营反弹。第三，加强检疫，对染疫或疑似染疫、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类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出售，不准转运，严格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严禁没有检疫证明的活禽及禽类产品上市销售。

在不影响城乡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家禽养殖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应加快建设禽类定点屠宰场，规划禽类加工企业建设布局，做好活禽经营市场与家禽养殖场(户)的产销衔接及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稳步推进速冻保鲜禽类产品市场的前期培育，当人们逐步改变活禽消费习惯后，取消大中城市农贸市场活禽经营点，最终实现“禽类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白条禽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