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府公立卫生机构与私立卫生机构签署正式书面协议或非正式职责协定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主要有正式协议书、合同外包、承包、绩效管理合同等形式。这种方式在印度、博茨瓦纳、巴基斯坦、柬埔寨等中低收入国家使用较多，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主要是儿童健康、计划生育、免疫接种、慢病防治和健康促进、心理健康及其它支持服务。^{[13, 14]}

一般由参与合作的公立卫生部门、公私医疗机构代表、服务提供者以及消费者代表等共同组成，对合作伙伴各政策和业务上的决定进行统一讨论得出方案并进行指导。这种方式在美国、澳大利亚、尼泊尔、越南等多个国家使用，提供包括心理卫生服务、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结核病的治疗和管理、儿童卫生服务及免疫接种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公私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改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卫生服务利用效率，改善治疗和管理效果。^{[15, 16]}

主要是指政府卫生部门对伙伴关系中的私立医疗机构或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管和督导，并负责提供统一培训；私立医疗机构主要负责提供具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这种方式主要在印度、尼泊尔、南非、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使用，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结核病诊断、治疗和管理服务及儿童卫生服务等。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结核病的发现率和治疗率，从而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和服务质量。^[17]

一般情况下主要是私立机构对疾病管理和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技术、人力资源、物资和资金上的支持。该方式主要在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用于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防治和管理，发挥了控制结核病发病率，提高服务可及性的作用。^[18]

国内论述公共卫生领域有关PPP的专著和论文并不多。一些学者指出了我国公私合作模式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特点，在肯定公私合作的同时也将它与民营化进行了区分，认为在公私合作中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政府或公共部门都发挥着实质性的主导作用。同时，他们还指出有效的监管、公正的程序及共担风险的协议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29, 30, 31]}

目前我国也有一些公私合作模式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实践，如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通过公私合作模式开展农村健康教育工作，实现了健康教育工作由原来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为主，提高了向公众提供健康教育产品的能力，达到了宣传形式多样化、提高产品制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的效果，充分满足了现阶段农村公共卫生工作需要。其次是中国政府与美国默克公司于2005年启动的“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提高了公众的艾滋病知晓率和地方政府防艾能力。此外，2002年中国卫生部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GAVI)启动了乙肝疫苗合作项目，使得中国贫穷和偏远的中西部22个省的1 110万儿童接种了乙肝疫苗，降低了他们患肝癌的风险。^[32]

还有学者以卫生主管部门与YS公司的精神战略合作项目为例，分析了公私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找对合作伙伴、树立共同目标、沟通与学习、契约控制和信任控制。^[33]总之，国内有关公共卫生领域的公私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公私合作的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从国际经验来看，PPP模式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成功应用促进了私人资本在卫生行业的投资，减轻了政府的公共支出压力，将经营风险转移到私营部门，降低了PPP 项目的运营成本。不仅如此，公私合作模式引入到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可以导入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从而推动卫生体制创新，可以促使政府转换职能，由执行者变成监管者，通过竞争节约成本，提高服务效率。英国财政部与国家审计署的评估报告显示PPP项目比传统项目平均节约资金17%，项目建成后私营方的先进管理机制将提高运营质量、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34]

私立卫生机构通过合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不仅能够获得政府资金补贴和卫生资源，同时也能提升私立卫生机构在市场竞争中的品牌和形象，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一种无形的广告宣传。另一方面，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能减少成本支出、合理分摊风险，从而提高综合竞争力，创造更多商业机会。

许多专家和国家卫生政策制定者都指出私立卫生服务机构能够扩大公共卫生服务的范围，可以营造更为融洽的医患关系，为居民提供更为便利、可及的服务。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公私合作对卫生服务的提供有促进作用，尤其是提高了传染病的发现率、控制率和治愈率，并且减少了病人的花费，对于提高贫困人群的服务公平性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免疫服务的公平性都有积极作用。

总之，公共卫生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解决当前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公共卫生资源短缺、公共卫生服务有效提供不足、医药研发和转化速度过慢、卫生不公平等现象的有效方式。

合作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公私双方信息透明度及有效沟通不足等原因导致一些公私合作项目的失败。有研究曾经对公私合作供给儿童疫苗项目进行研究，发现这个失败的公私合作项目中，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不信任感，国际组织之间由于价值观和利益的不同以及相互缺乏深入的了解存在着相互掣肘的情况，使得项目进展艰难。^[35]

优秀的合作伙伴缺乏合作的连续性和保障性，合作出现问题时缺乏有效地问责机制；政府对如何维持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缺乏有效的管理等。如南非私立医疗机构在参与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过程中，由于政府对私立医院规制滞后导致私立医院占用过多资源，且趋利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加剧了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印度在实施农村私人开业医生与公立卫生机构合作开展对农村结核病人公共卫生服务的过程中，由于公立卫生机构 对私人医生的转诊缺乏回应，且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政策对其病人造成不便导致很多私人医生退出合作， 在公私合作的协调者NGO 退出后，由于没有地方卫生官员和结核病官员的指导、支持、监管和承诺，导致私立和公立卫生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中断了较长时间。^[36]

公私合作模式的推行导致公共部门职能下滑。比如一些公立部门在面对强大的私立合作伙伴时，会在对方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影响下被迫向私人利益倾斜。一些私有部门的基金会实力过于强大，干扰了公共部门制定政策的多元性，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放弃了保护和促进本国公民健康的基本责任，有些国家对一些基金会、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无所适从，只是被动地接受，最终失去政府的主导作用，影响了本国居民健康水平的长期持续改善。

由于组织文化信念及价值观的不同，地方居民与合作组织之间会产生强烈的信念冲突。^{[37, 38]}由于一些合作项目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地域文化，也没有采取合作前期的宣传引导措施导致当地居民的抵抗。

政府可以通过简化审批程序、设计合理的定价机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补贴方案与私营部门分担一定的风险，从而增强互信。如美国NIH为协调各方设立“实时沟通论坛”制度( Communication News letter Seminars)，由NIH的各个项目中心以及公私伙伴关系代表每个月定期交换信息。这项措施很好地推动了信息的共享，促进了各参与方对项目进程的实时跟踪和了解。^[23]

建立以保护公共部门利益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出台一系列的立法、监督和控制的政策来保障公私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既要为合作项目的具体运作提供法律保障，不干预具体项目和正常经营活动，也要给予适当的经济支持，并在具体项目的承诺上保持足够谨慎，以便为后续行为的调整预留空间。如加拿大通过全面的卫生法案加强对公私合作的监管和建立准入、退出机制从而保障合作的可持续性。

建立一个原则，确定公立卫生组织的职权范围，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不能涉及的项目和如何拒绝都应该做出规定，提高问责和透明度以明确政府职能，且保证其不受私立部门干扰。并且要界定投入和产出，使公私合作双方在合作目标问题上达成共识。如印度通过成立第三方组织接受政府领导对私立、公立卫生机构的合作进行监督、协调等来强化政府主导地位。

政府及合作机构在合作前期应对居民进行调查和宣传，了解居民的健康需求和诉求，从而避免由于需求和价值观不同而导致的利益冲突。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