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88年为我国艾滋病传入期，艾滋病病例呈零散分布状态。^[4]1985年我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人，这一年全国只报告19例HIV感染者，疫情仅发生在7个省份；1988年之前，我国发现的HIV感染者主要是外籍公民，中国国籍感染者也与境外有密切关系，例如报告的4例血友病病人皆因使用进口凝血因子而被感染。^[5]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艾滋病是同西方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从境外进来的，因此，只要守住国门就能杜绝，于是，形成了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

1985年12月，卫生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强监测，严防艾滋病传入》的研究报告，强调艾滋病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传染病，与外籍人员有性关系的人员需检测。1986年，卫生部实施《性病监测工作试行方案》，其中要求对艾滋病加强监测。1986年，国家教委和卫生部《关于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检查的通知》要求，在华居留期限一年以上的外国留学生和外国学者必须进行HIV检测。1986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1989年的《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规定，禁止患有艾滋病的外国人入境。1987年，卫生部和公安部发文要求来华外国人提供“健康证明”，对查出的HIV感染者实行隔离。1987年，《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1988—1991》提出严厉禁止卖淫、嫖娼、同性恋和吸毒。1988年，六部委发布《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外籍HIV感染者不准入境。

这一阶段防治政策特征主要表现为严把国境关：注重国境监测、严防传入；同时，强调道德宣传，严惩卖淫、嫖娼等行为。此时，对艾滋病综合干预的思想(如推广使用安全套)还未诞生，预防手段显示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和依靠强硬的行政手段的特点。这一时期，国家加强了机构和组织建设，1986年成立了全国性病防治中心；同年10月，成立了国家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组；1988年建立了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

1989—1998年，我国艾滋病进入广泛流行期。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发现了HIV感染者，全国累计报告12 639例HIV感染者和病人，其中静脉吸毒8 776例(占69.4%)，经性传播834例(占6.6%)。^[6]

1989年，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吸毒人群中集中发现146例HIV感染者，^[7]引起人们的震惊，开始反思“严防传入”策略的局限性：在日趋开放的社会里，能否通过封闭的方式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经过争论与探讨，艾滋病防控策略开始向主动预防转变，对一些干预工作开展探索性的试点。

1989年，我国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列为乙类传染病。1990年，《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期规划(1990—1992)》强调把性病门诊病人、暗娼、同性恋者等人群作为宣传重点。1990年，卫生部、公安部下发《进一步加强全国艾滋病检测和血清学检测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艾滋病检测工作。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对卖淫、嫖娼者一律强制进行性病检查。1991年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规定，艾滋病是性病的一种，必须加强预防和管理。1991年，卫生部、公安部下发《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治疗有关问题》，对卖淫嫖娼者强制进行性病检测和治疗。1994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宣言》上签字，体现了对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政府责任。1995年，我国建立了国家哨点监测系统，对性病门诊病人、暗娼进行主动监测。1995年，卫生部下发《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要求在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避孕套。1996年修改《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提纲(试行)》，强调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强化宣传要点知识。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印发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这是第一次由国务院发文对艾滋病防治做出部署，规划指出，要加强性健康教育，积极推广使用安全套。

这一阶段防治政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反思严守国境的简单策略，开始采取积极预防、主动干预的策略，例如，强调艾滋病是能够通过干预措施预防的，一些综合干预办法开始试点并部分推行。在这一时期，1996年，我国成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1998年，成立了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截至2004年底，在估计存活的84万例HIV感染者和病人中，注射吸毒占43.9％，异性性传播占19.8％，男男性传播占11.1％。^[8]经性途径传播达到30.9%，较前一阶段上升明显。

经过2003年 SARS的冲击，政府已经认识到要解决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全社会参与和多部门合作。政府从民族兴衰和国家发展的高度认识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紧迫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防治政策，进入综合防治阶段。

1999年，卫生部下发《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要求感染者应防止传播给他人。2001年，国务院出台《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提出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2002年，卫生部制订了《艾滋病性病综合监测指南(试行)》，将艾滋病和性病监测相结合，形成艾滋病综合监测系统。200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安全套经营企业利用网络开展安全套公益宣传。2004年7月，6部委联合出台《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实施意见》，明确相关部门在安全套推广方面的工作职责。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修订。2004年3月，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关怀救助政策；4月，卫生部、财政部印发《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自愿咨询检测的办法》，包含了关怀的具体内容；5月，民政部下发《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7月，温家宝总理发表《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预防控制艾滋病》，强调了中国综合防治艾滋病的方针和策略。

这一阶段的防治政策集中体现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对防治SARS 经验的总结，国务院出台防治计划，部委联合出台文件，而“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实施，则标志着我国艾滋病防治进入了政府主导、全民动员的综合防治阶段。2001年，我国成立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全国的技术指导机构；2004年，国务院将艾滋病协调会议制度改为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由一名副总理任主任。在经费投入方面，从1998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了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2003年为3.9亿元，2005年达到8亿元。^[9]

2007年估计存活的HIV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0.6％，男男性传播占11.0%，注射吸毒占38.1%。^[10]2009年估计现存的74万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4.3%，男男性传播占14.7%， 静脉吸毒占32.2%。^[11]2011年估计现存的78万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6.5%，男男性传播占17.4%，静脉吸毒占28.4%。^[2]

这一时期，法规不断健全，干预措施逐渐被社会接受，艾滋病防治逐步实现了依法防治和多部门共同参与，防艾宣传范围不断扩大，预防措施得到拓展，进入到一个强化落实的新阶段。

2006年，国务院出台《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要求在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安全套，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发售装置，到2010年实现高危人群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2006年，国务院颁布《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强调了各级政府的责任，要求相关部门组织推广使用安全套，建立安全套供应网络。2010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取消了对外籍HIV感染者/病人的入境限制。2010年1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指出，由于性传播艾滋病方式隐蔽，要充分认识防治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扩大防治工作覆盖面。2012年1月，国务院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对防治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如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要提高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决定了未来几年内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向。

这一阶段的防治政策，就是按照法规要求，以防治效果衡量防治工作，将国内外研究或实践中有效的措施不断推广和落实，防治形式趋于多样化，不再局限于社会意识形态；总体上看，政策体现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在经费投入方面，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分级负担、多渠道筹资的经费投入机制，总量大增，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达到23.9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