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典型的社会医疗保险国家，其法定医疗保险(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SHI)覆盖总人口的85%。^[2]德国医院多为非营利性医院，其建设性投资主要来自政府，而运行费用主要来自保险基金支付和个人支付。^[3]早期德国的医院主要由政府进行政策调控，市场反应性差，竞争性低，效率相对低下。此外，由于缺乏竞争与监管，导致不同医院所提供的服务差异明显。因此，德国的支付方式改革一方面旨在控制费用，另一方面则希望增加服务和费用的透明性，促进医院间竞争，以提高效率。

在支付方式改革之前，德国一直实施按床日付费，保险基金根据签约病人的住院时间进行支付，政府对医院的补偿也是随着医院净收益的增长而增长。^[4]1996年，由于按床日付费导致医疗费用快速增长，保险基金于1996年开始针对住院病人实施混合支付的方式，即按床日付费和按病种付费(只针对部分需要特殊诊断或治疗措施的病人)相结合，其中按病种付费的病例占25%。^[5]由于按病种付费缺乏针对不同病例的诊疗规范以及被医院反对，最终没有得以实施^[6]，但这已经部分改变了德国原有的支付制度理念，为后续的改革奠定基础。

此后，政府开始把按病种付费转变为独立、自治并且能在全国范围推广的支付方式，即DRGs。20世纪末，德国当时的执政党力主通过强化市场机制以提高卫生服务效率。DRGs明确支付价格，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缺陷，这与执政党的初衷相一致。部分专家考察美国DRGs后向政府提出效仿建议，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施行的DRGs改革试点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之后政府开始实施病人管理分类法(Patient Management Categories, PMCs)，逐渐形成了FP/SE (Flat Case Rates and Special Fees)支付制度，并于 1993年写入法律。然而，随着1998年执政党的更迭，新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医院绩效和成本透明度、加强对医院的监督，并尽可能减少按床日付费带来的住院时间的延长。因此，FP/SE制度被废除，政府开始探索并最终全面推广DRG系统 。^[1]

英国推行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90%的卫生费用来自政府预算，其中初级保健服务由初级卫生保健信托基金(Primary Care Trusts, PCTs)按照社区人口数，采用合同方式向全科医师购买适宜的卫生服务。^[2]按人头付费则更加强调家庭医生对社区人群健康的关注，这种价值观与NHS更为相符。

18世纪，英国医生采用按服务项目收费的方式向病人收取费用。19世纪初，在友好协会(Friendly societies)、医药俱乐部(Medical Clubs)等初级医疗组织里，会员缴纳一定费用后，便可以获得免费医疗，按人头付费制度初步开始形成。^[9] 20世纪初，大多数医生仍然延续了这一方式，对每个社区人口收取固定的费用，而也有一部分医生仍然采用按服务项目收费的方式。1911年的国家保险法案中，政府引入了一种强制性保险，该保险只针对雇员人群，由雇员、雇主、州政府进行筹资，保险内容仅覆盖全科医生的保健服务、处方费以及结核病治疗的费用。^[10]尽管只针对雇员，但该保险覆盖了三分之一的人群。之后劳工党政府于1946年顺利通过了全民健康保险法案。^[12]

1948年政府开始购买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对全科医生统一采用按人头付费的方式^[13]，但随着医疗服务过程中各种弊端的出现，英国对全科医生的支付制度逐渐转变为按人头付费为主的复合型支付方式，并综合了按达标付费(1990年引入)、月薪以及按绩效付费等方式^[9]。英国政府分别于1974年和1978年进行了两次卫生改革，然而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NHS费用较高的问题。1979年保守党开始执政，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而教育和卫生成为削减政府开支的主要目标。在卫生领域的改革主要是建立了全科医生基金持有模式，按人头付费占全科医生收入比例由改革前的46%提高到60%。1997年工党执政后废止了这一模式，建立了初级保健小组，但全科医生收入中按人头付费所占比例仍逐渐提高。目前全科医生的收入中，按人头付费占75%，绩效收入占20%， 其他特殊服务占5%。^[14]政党的更迭虽然影响了支付方式的推行，但按人头付费在初级保健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95年，台湾地区废除了原来的劳工保险、政府公务员保险以及农民保险等各类保险，强制推行全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NHI)，人群受益率由57%提高到98%^[19]，保费由投保人、雇主、政府共同承担，并通过特约方式，由公立、民营医院及诊所来提供服务^[20]。改革后，台湾地区针对医院的支付方式主要为总额预付和按服务项目付费，同时有53%的手术治疗采用按病种付费^[21]，而总额预付制在保障医疗保险费用收支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台湾开始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其支付方式采用按服务项目付费的形式，但随着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政府开始采取控费措施。1998年，全民健康保险局首先在牙医门诊试点总额预付制，2000年，卫生署开始在中医门诊中实施，2001年在西医门诊实施，2002年开始在医院实施。^{[22, 23, 24]}

1986年民进党正式建立，并对执政党施加压力，国民党为了获得民众支持，不得不进行卫生体制改革。为了免于民进党对医疗费用上涨、医保费用入不敷出的批判，政府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措施控制费用的上涨，而总额预付制的控费效果最有效。

传统的按服务项目付费导致基金支出增长较快，特别是诱导需求增多，过度诊疗行为导致医疗费用上涨。从1960年开始人均医疗费用以每年6%~8%的速度增长，而这期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却维持在4%~5%^[25]，各级市县政府出现了拖欠健康保险费用的情况。由于对患者就医缺乏有效的引导措施，患者就医多选择大医院。同时，投保人单位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缴纳费用，出现了对负担劳工家属保险的争议，以及保费金额缴纳不足的现象，甚至于高薪低报，致使保险收入低于费用支出^{[26,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