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卫生与经济的关系建议：一是要处理好卫生事业与医疗相关产业发展的关系。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有限的卫生资源与无限的卫生服务需要之间的矛盾。从发达国家经历看，经济快速发展，就医条件和医疗质量改善容易实施；经济增速放缓，对医疗成本的关注会逐步突显。医疗相关产业的发展固然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但同时也增加了医疗卫生保障成本，增加了劳动力成本，阻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因为医疗费用增长中，50%～75%是医疗技术进步所致。^[3]同时，医疗卫生本身的规律表明，并非越先进的技术、越贵的药品，就能带来越好的健康状况。因此，一方面要倡导以生物技术为基础，发展新型医疗相关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加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价格管理，控制价格虚高，遏制医药费用的快速增长。

二是要处理好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的关系。预防传染病暴发流行的投入—产出效益比可以大于1: 100，预防慢性疾病的投入—产出效益比可以大于1: 10^[4]，其综合效益显著高于医疗服务。因此，要将卫生事业发展方式从“治疗疾病”为主转向“健康促进”为主，加大公共卫生的投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让群众少生病；要将医疗机构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创新合作”为主，适度控制公立医院建设规模，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资源使用效率，健全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

改革就是要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为发展奠定可持续的制度保障，重点解决的是存量问题；发展就是在不断扩大资源量的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资源效益，重点解决的是增量问题。改革和发展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辩证统一的。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医疗卫生机构过度市场化筹资带来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基层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不高、服务重点和技术路线选择逐步偏离基本社会需求、医疗服务价格迅速攀升等体制机制问题，切实强化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民健康政策体系。

处理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建议：一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卫生改革发展进程中，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中公共和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以及设立法律法规对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管理等。强调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办，强调政府责任并不表示要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有效监管下，市场仍然可以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

二是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试点探索的关系。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处于健全制度框架的阶段，不能“翻烧饼”，必须从完善国民健康政策的高度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把体制机制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卫生管理职权，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和问责，并及时总结提炼各地试点经验逐步上升为国家政策，加快构建公共卫生、医疗、医药、医保、监管“五位一体”的改革体制机制。同时国家要在人事、编制、公共财政补偿机制、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否则地方的试点就会受到现行政策或政策缺失的约束，也难以真正取得突破和显著成效。

三是要处理好加大投入与体制机制改革的关系。当前医改需要不断增加政府投入，但又不单纯是投入问题。需要把增加政府投入和转变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如筹资机制、付费机制、运行激励机制、监管机制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只增加投入，不转变体制、机制，达不到医改预期目标；要用新的体制机制争取新的投入，用新的投入换来新的机制，促进改革持续健康推进。因此，要加快《卫生法》或《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法》的立法进程，将近年医改成熟的体制机制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防止医疗卫生事业片面的市场化。

处理好医保制度中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建议：一是要稳步提升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水平。逐步缩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障形式的筹资标准、保障待遇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报销范围，健全综合控费措施，不断提高实际报销比例，降低个人费用负担，建立科学有效的医药费用分担机制。二是要更加关注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健全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制度，完善儿童重大疾病保险制度、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罕见病(如血友病、苯丙酸尿症等)帮扶制度^[5]，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发生。三是要鼓励发展商业医疗保险等补充医疗保险，开发护理和失能类产品，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健康保障需求。四是要加快建立全国性医保信息系统，实现跨省异地结算，方便群众就医。五是改革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将医疗筹资部门与服务管理部门整合到一起^[6]，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和监管效率。

处理好政府卫生投入常态与专项的关系建议：一是要加快政府卫生投入立法进程。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卫生投入占GDP或财政支出的比例，各级政府分担的责任，增强政府卫生常规投入的刚性。加大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基层卫生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矛盾。二是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制度。公共产品的提供离不开公共财政制度的构建，公共财政是为市场和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是为纳税人和所有公民服务的财政，是非营利性的财政，是民主和法治化的财政，是强调社会公正的财政。要明确各级公共财政一般卫生预算投入的内容、标准和方式，健全政府卫生投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扭转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过度逐利的运行机制。三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整合卫生专项建设资金，不搞“撒胡椒面”或“蜻蜓点水”式投入，加大专项投入力度，降低县级政府配套比例，确保专项建设取得实效。

处理好基本与特需的关系建议：一是要合理调整区域资源配置。根据城镇化进程，合理确定山区、城市新区等区域的医疗资源需求，使90%的常见病、危急重症的诊治能在县域内解决。二是要优化资源结构。重点强化儿科、妇产科、精神卫生、肿瘤、中医等服务能力，发展医养结合的老年护理、康复等健康服务供给，保障广大群众多元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三是要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采取托管、对口帮扶、医联体等多种形式建立基层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的分工协作机制，促进资源共享，提升基层服务水平。四是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公立医疗机构要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特需服务领域逐步退出，控制公立医院过度扩张，为社会资本办医留出发展空间，满足多元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处理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建议：一是要强化公立医院运行和服务质量监管，健全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必要时实行“国有资本收益金”上缴，提高医疗服务宏观调控效率，使公立医院的行为和目标与政府一致、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一致。^[10]二是要明确公立医院的职责、数量、规模，理顺公立医院投入补偿机制、医疗技术服务定价机制、医务人员收入分配激励机制，遏制诱导需求和医疗服务技术高端化倾向，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三是要建立新型医疗服务体系，可采取技术协同、委托管理、契约式联合等方式，探索建立医疗联合体^[11]，建立各级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优化医疗资源横向、纵向整合，提高医疗资源整体效率。四是要加快“数字化医院”建设，优化简化服务流程，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提升行业监管水平和公立医院内部微观效率。

处理好人才和硬件的关系建议：一是要增加卫生从业人员数量，加快制定出台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编制标准，既使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等卫生资源有所增加，也有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队伍结构，促进卫生队伍的新陈代谢。二是要完善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适度控制公立医疗机构建设规模和建设负债；重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在配备基础设施设备时，注意其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影响，不断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三是要加强以全科医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持续开展基层卫生人才定单定向培养，设立急需人才特设岗位，健全村医养老保障制度和退出机制，逐步推进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变，提高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素质和服务能力。四是要加强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培养，造就一批临床技术专家，提升医学科技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