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取人均GDP的增长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其增长受两方面影响——经济总量与人口总量增长。如果前者快于后者，则人均GDP提升，国民生活改善，经济发展；反之，即便经济总量增加，人均收入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恶化，当人均收入低于生存水平时，就会爆发战争、饥荒和瘟疫，陷入所谓“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发展可被视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搏斗”，由获胜方决定发展还是倒退。那么，人口增长本身是否也对经济发展有抑制作用？以下是利用1960—2012年世界经济与人口数据^[3]，以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应变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对世界194个国家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针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44个国家的回归分析(表1)中，可以得到数值更大的回归系数与相关系数，意味着二者的负相关关系更强，同时回归直线对数据的拟合程度更好，说明在非洲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表1

表1(Table 1)

表1 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人口年均增长率回归结果 变量 世界各国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国家数(个) 194 44 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2.107 1.105 人口年均增长率(%) 1.722 2.489 回归系数 -0.423 -1.341 标准差 0.123 0.416 P值 0.001 0.002 常数项 2.836 4.442 相关系数 -0.242 -0.445 注： 由于南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没有加入回归分析中；同时由于几内亚的大量石油储备的发现和生产，博茨瓦纳大量钻石的发现与出口，二者均出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考虑其可能影响回归效果,未将其列入回归分析中，索马里数据缺失。

表1 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人口年均增长率回归结果

为了得出进一步的因果关系，本文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初始经济状态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表2。与前面的线性回归相比，新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仍然支持原结论，同时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数值有所增大，更加说明人口增长率对人均GDP增长率有负相关的影响。

表2

表2(Table 2)

表2 加入控制变量后年均人口增长率对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回归结果 变量 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回归系数 -0.5659*(-3.58) 常数项 3.4993*(10.48) 总资本形成 7.43e-12(1.05) 总储蓄 -7.32e-12(-0.98) 人均GDP -7.29e-5*(-3.32) 国家数 102 相关系数 -0.413 注： 括号内数字为t值，*P<0.01。控制变量主要是起始状态下的变量，出于数据准确性和初始状态变量充足程度的考虑，将数据范围固定在世界各国1992—2011年，控制自变量数据皆为1991年时状态。由于数据所限，控制变量并没有全部被放入回归方程，主要是由于部分控制变量的数据缺失性太高，放入回归方程中将造成N值过小。

表2 加入控制变量后年均人口增长率对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回归结果

以人口年均增长率为因变量，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自变量，引入影响人口增长的几个初始人口状态变量，得到回归结果表3。由于以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过小，并且不显著，也就否定了之前的部分结论，说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并不是影响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主要原因。同时，相关系数显著增加，初始状态的人口增长率对其后20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有很明显的影响，说明人口增长率具有独立性和迟滞性。

表3

表3(Table 3)

表3 加入控制变量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对年均人口增长率回归结果 变量 年均人口增长率 回归系数 -0.0010(0.03) 常数项 0.6791*(5.39) 人口总量 -9.11e-11(-0.43) 人口增长率 0.4948*(11.88) 人口密度 -1.87e-5(-3.32) 国家数 103 相关系数 0.659 注：括号中数字为t值，*P<0.01。

表3 加入控制变量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对年均人口增长率回归结果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增长对人均GDP增长存在单向的抑制作用。即人口增长率上升，人均GDP增长率下降，而人均GDP增长率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人口增长的放缓。

但此分析仍存在不足：为了能横向地按照国别宏观分析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1960—2012年的大跨度下取增长的平均值，有可能抹平了二者在纵向上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下面限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观察其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在过去50多年的情况。

从图1中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曲线的对比可以发现：人口增长越快，人均GDP增长越慢，尤其在20世纪70—90年代，人均GDP甚至多年为负增长。相应地，在这段时间内人口增长率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8.9，相关系数为-0.538，这呼应了之前回归分析的结论，且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图1(Figure 1)

图1 1960—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趋势(%)

将非洲的情况与世界各收入类别国家进行对比(图2)：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中高收入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快速下降，并与高收入国家趋同，其他几组收入类别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低收入国家却表现出 不同于其他组国家的特征：人口长期维持高位增长，下降较为缓慢。另外通过趋势分析可以发现：除高收入国家之外的五个组别在1965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比较相近，但经过近50年后，其人口增长率呈组间发散的趋势。而近几年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图2(Figure 2)

图2 不同收入类别国家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趋势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增长率的提升，意味着更大程度上人均GDP增长率的降低。从线性回归结果(表1)看：若非洲某国的人口增长率提升1个百分点，则其人均GDP增长率将会降低约1.3个百分点。根据索洛增长模型得出的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则人口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的同时，GDP增长率降低0.3个百分点。 综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正在形成“马尔萨斯陷阱”，各国目前所面对的高速人口增长问题，将是制约其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但这一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发展而自然解决，因此必须予以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

我国正是在这一类似的人口高速增长阶段，酝酿产生了计划生育政策，并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经过数十年的实践，该政策成绩斐然，仅就经济意义而言：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与改革开放产生的经济增长相结合，使得低人口增长率成就了高人均GDP增长率，在上文所计算的1960—2012年的52年时段内，我国以年均6.79%的增速位居世界第一。

国外援助与国内政策同步推进，早在20世纪70年代包括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简称“国际计生联”)、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内的国际组织就不断尝试游说我国控制人口。以国际计生联为例，该组织非常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积极支持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在其积极倡导和游说下，中国计生协于1980年成立后，于1981年成为其准成员，1983年成为正式成员。30多年来国际计生联累计向中国计生协提供了几千万项目资金和设备援助，此外资助计生委系统几十位工作人员赴海外留学培训，为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5]中国计生协成立的初衷为在国内设立一个非政府的群众团体，以促进和国外援助机构的对接合作，虽然目前该协会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经转向国内，国际援助额占近些年总体比例持续低于10%^①，但外援在计划生育政策起始阶段的带动作用仍然至关重要，例如早在政府层面的国家计生委成立之前，中国计生协业已成立并在外援支持下开展相应工作。

① 此信息来自笔者于2013年6月对中国计生协会国际合作部部长洪苹女士的访谈记录，在此特别向洪女士致谢。

计划生育使我国的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我国大陆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0.495%，40多年来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7]；而台湾地区在计划生育的初始阶段，避孕普及率从1965年的24%增加到1976年的63%，人口增长率于1976年降至1.83%，11年少生了90万人。^[6]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受援并非孤例，自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后的20年，被称作国际计划生育运动的“黄金时代”。二战结束后各国普遍面临人口高速增长的问题，这一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应运而生，首先由国际计生联、纽约人口理 事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基金会推动，其后在1958年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成为第一个对计划生育进行双边援助的官方组织^[8]，接着1965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对人口控制投资5美元，就能获得对经济增长投资100美元所带来的价值” ^[9]，自此美国将计划生育纳入其官方发展援助范畴，另外于196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口基金曾是美国官方援助最大的受援机构，其受援总额1/4来自美国。^[10]

在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计划生育项目在以东亚、东南亚、南美等区域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中广泛开展，“生育革命”诞生：1970—1995年的25年间，根据对接受计划生育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完全统计，总和生育率从6下降到3，避孕普及率从近20%上升到60%(图3)。^[8]根据测算，全球2/5的生育率下降源自计划生育的普及。^[11]而这段时间内，国际援助对绝大多数国家计划生育的资金来源、项目管理等意义重大。^[8]

图3(Figure 3)

图3 1970—1995年部分发展中国家避孕普及与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

不过在1984年墨西哥世界人口会议上情况发生转折，美国里根政府抛出“墨西哥城政策”，对中国计划生育横加指责， 并背离援助承诺，断绝对支持流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人口爆炸”危机解除，1994年开罗人口会议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生殖健康，国际计划生育运动落入低谷。自1995年开始计划生育所占全球人口援助比例逐年降低，其援助金额从1995年的7.23亿美元，降低为2003年的4.61亿美元^[12]，降幅达36%。

导致计划生育运动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口增长失去普遍关注、 艾滋病等卫生问题分散 资金配置等原因外，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浪潮亦是重要政治因素。美国极右势力将计划生育和堕胎划等号而被列为政治禁区，国际上对计划生育的讨论因此而受到限制，不仅使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的援助暂缓，更阻碍了众多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工作。不过即便如此，国际计生联、人口基金等国际组织仍顶住压力，承担着失去了每年1 000多万美元美国援助的损失，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援助关系。

全球计划生育的经验表明，一国长期稳健的国内政策和持续充足的国外援助，对于计划生育的成功至关重要，而国外援助所提供的物资、技术和智力支撑，在政策初始阶段发挥尤其重要的带动作用。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援助大幅下降、计生运动陷入低潮，对非洲的人口问题意味着什么呢？

在美国抛出“墨西哥城政策”的同一年，大多数非洲国家通过1984年“乞力马扎罗人口行动计划”(Kilimanjaro Programme of Action on Population)，强调计划生育服务的供应，相关信息、教育和沟通渠道的提供，以及计划生育的夫妻自愿采用原则^[13]，这标志着非洲人口政策立场的根本转变，但立场的转变并未在实质上改变非洲计划生育的落后情况。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避孕普及进程缓慢，2010年在该地区的育龄已婚妇女中，只有25%的妇女采取过避孕措施，这一比率甚至低于其他大部分地区在1990年的水平。^[14]而在所有表示希望避免或延迟怀孕的育龄已婚妇女中，未能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比例被称作“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根据201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对70个国家的统计分析^[15]，世界各区域的平均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如下(表4)：

表4

表4(Table 4)

表4 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 区域 未满足的需求比例(%) 西部、中部非洲 26.4 东部、南部非洲 27.7 中东北非 16.7 西欧 13.8 亚洲 21.9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19.6 平均 23.1

表4 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

按照人口学理论，实现这些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会促进生育率的下降。从上表可见，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未满足避孕需求高于平均水平，反映出其计划生育尚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也说明其生育率的下降仍有很大的空间。

计划生育的普及、未满足需求比例的降低，取决于民众能否获得安全、廉价、有效的避孕措施。而计划生育并非能依靠市场自我运行，避孕需求的出现也未必能带来市场供给的增加。因为计划生育的成本不可忽视，例如一套宫内避孕器要花费发展中国家一个家庭将近一个月的工资^[12]，而对避孕的宣传教育、计生工作者和设备等亦需要支付成本，所以实践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初期计划生育运动都依靠政府和外援支持。非洲未满足需求比例的居高不下，反映出政府和外援的长期缺失。

为尽快弥合需求与供给间的鸿沟，国际援助理应发挥其必要的带动作用。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全球的官方发展援助中对计划生育的资助持续低迷。^[14]这与美国布什政府对计划生育的进一步遏制政策有关，其于2001年终止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援助。尽管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重新增加对计划生育的援助，但受经济衰退影响，全球官方援助的复苏尚待时日。

国际援助持续低迷的影响显著，在非洲八个国家1989—2006年的避孕普及率调查统计可见^[16]，无论这些国家的人口总量、增速或避孕普及水平如何，进入新世纪以来避孕普及率几乎都停滞甚至衰退。同时人口总量增长也会增大对计划生育的需求，假设非洲的避孕普及率维持在2005年水准，同时人口增长率不变，则计生服务必须到2015年提升30%，到2020年提升50%，到2030年提升90%。^[16]

面对这一严峻的人口挑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确立之初竟没有将计划生育纳入其中，而主持这一目标制定的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8年为安理会做出的非洲发展问题报告中^[17]，只字未提人口增速和生育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根据对国际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访谈调查，不少受访者认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已经偏离计划生育的主要议程，而无法发挥其国际计划生育领导者的角色。^[12]

不过，国际计划生育运动在非洲陷入低潮仍有其内在原因：非洲始终是全球“生育革命”的局外人，任何尝试降低其人口增长率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从西非两邻国的对比可见一斑^[18]：1969年，加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率先采取目标为降低生育率和抑制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该国建立了大型的计划生育中心，接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来推动避孕措施，但在其后的近20年中，加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维持在6以上；相比之下，多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还不愿意建立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但其生育率水平与加纳大体相当。

基于各国计划生育的实践，自愿参与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原则。这意味着政策实施者只能增加供给，而较难借助强力增加避孕需求。在非洲广泛存在着大量既不使用避孕措施、也没有使用意愿的情况，因为其传统文化、社会与家庭制度和观念无法转变，维持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生育率。由此可见，短期内虽然一国制订了明确的减少增长率的人口政策，并推广计划生育，但这未必足以促使生育率降低。通过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避孕普及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关系，并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后发现(数据来源于1985—1998年59个发展中国家调查^[19])，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相关系数为-0.368，其他区域为-0.807。导致前者相关系数较低的原因很多，除了因为当地人使用避孕以延长生育间隔、而非限制生育量，还因为多采用传统的避孕方法，而降低了避孕成功率。不过长期来看，随着逐年计划生育的普及，初期存在的相关度不高的问题得到缓解。如果将上述统计中1985—1998年分为两期，单独关注第二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则可发现两个变量在非洲的相关度有明显上升，非洲相关系数为-0.676，其他区域为-0.785。^[19]

非洲目前正处于人口转型的初始期，此阶段存在着的避孕普及率与生育率相关性不显著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曾或多或少发生，但囿于这些国家的转型发生在30~40年前，缺乏当时的统计数据，无法进行实证对比。不过间接的对比方法是，选取已经完成人口转型的国家中生育率高于5的地区，与非洲同生育率的组别进行对比，可发现：前者的相关系数为-0.33，与非洲的-0.28较为接近。^[19]

肯尼亚的政策绩效较为符合以上长短期对比：该国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拥有全国性计划生育项目的国家，而在十多年后其总和生育率仍然全球第一；不过20世纪末总和生育率降低了35%~40%，从8下降到了5，既有的制度基础为该国的人口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到2032年其生育率有望继续下降38%。^[8]

综上，在人口转型的初期，计划生育普及度低而总体生育水平高，导致初期普及工作的绩效不明显。而随着普及率的增大，现代避孕方法使用的推广，并伴随社会家庭观念与文化变迁，计划生育对生育率下降的绩效将显著提升，最终促成非洲的人口同其他大洲一样，步入“低生育—低死亡—低人口增长”的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计划生育的普及需要大量投入，而前期的绩效又不显著，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由政府、民间组织或国际组织来支持和运作。我国虽未能在生育高峰时采取及时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一方面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长期坚持、毫不动摇，另一方面积极与国际组织接洽，吸纳、运用国外援助，正是在国内国际的两个理想条件下，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成功高效地完成了人口转型，为经济腾飞创造了基本条件，并凭借低人口增长与高经济增长，我国成为50年来世界人均GDP增长最快的国家。

而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而言，虽然其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人口增速与我国历史最高时期持平。但其自身及国际环境又具有特殊性：一些国家刚刚摆脱战争动乱、或仍陷于社会政治紧张局势，很难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实行重大政策或社会投资，

同时大多数国家因技术落后、资金欠缺、政府组织管理低效，计划生育的普及工作很难单凭政府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国际援助；但另一方面，国际援助的多寡有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非本国可以左右的，尤其在过去十余年计划生育运动低潮期，非洲国家自身能力建设、初期计划生育项目运作尚未完成，国际人口援助就提早撤出或转移到其他领域，导致非洲的计划生育运动困于“青黄不接”的状态。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援助的缩减，也来自于这样一种认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人口增长将自然放缓，因此“发展是最好的避孕”。以上认知源于西方发展经验，但这一所谓“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普遍不适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是：在工业化初期，较轻的人口压力利于资本积累，同时人地关系并不紧张，提高人均生产率的空间较大，因此即便没有人口政策，经济起飞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条件已经具备；工业化过程中，西方仍然维持了较高人口增长态势，直到20世纪40年代，欧洲各国的出生率才降低至死亡率水平，发生所谓“自觉节育”^①的生育革命。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更多的孩子给家庭资源带来压力，而孩子带来的回报却并未成比例增加，使得家庭的财富流由从晚辈到长辈转变为从长辈到晚辈。^[20]经济社会的变化导致了社会观念的变迁，进而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并最终降低了人口增长率。只有在此情况下，“发展是最好的避孕”是成立的。

　^①　“自觉节育”指：因为社会具备有效的节育技术和避孕措施，生育成为有意识考虑利弊进行理性抉择的结果。

但这一模式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应验：首先，其历史条件和人口条件与发达国家不同，很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拥有巨量人口，人地关系紧张，资本分散而稀少，不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与西方历史上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缓慢下降的情况不同，得益于分享发达国家医疗进步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下降迅速，而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都没有变化，生育率依然维持原有水平，导致出生率高速增长，例如欧洲历史上最高的人口增长率不超过1.6%，而目前 非洲大陆增长率仍维持在2.6%以上。自此“马尔萨斯陷阱”已经形成，生育率居高不下造成巨大人口压力，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经济的不发达制约了人们的发展机会，强化了既有的多育动机，甚至形成恶性循环。社会变迁总是缓慢进行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任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很难避免滑落到“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因此必须依靠计划生育的普及和避孕措施的推广，尽力关闭这一陷阱。

而是否能充分实现计划生育的绩效，不仅需要国际援助，更需要一国政府和医疗组织长期不懈的坚持。资金只有在缺乏时才显重要，而既往经验表明，拥有资金并非是成功的保证，长期执行、有效管理的政策领导者和执行者才是计划生育成功的最终决定因素。^[8]国际援助本身有诸多局限和波动性，计划生育政策获得成功的国家都能最终摆脱对外依赖，转而凭借其自身的管理体制及社会资源维持较高的避孕普及率和较低的生育率。

首先，我国的经验本身就值得非洲国家借鉴，而另一方面，我国借助多种国际组织的平台，推广和宣传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绩效，争取国际人口领域的话语权，并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对话和交流，增进理解、拓展合作^[10]，这有利于扭转目前国际计划生育运动的低潮局面。

同时，自我国于1997年加入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国际人口领域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后，在2002 年和2005年连续两届当选为主席国，并积极推动伙伴组织成员国高层互访、政策对话、经验共享、人员培训、生殖健康产品交流等项目的合作，对人口与发展伙伴组织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1]

另外，中国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计划生育运动的支持，也将不止于经验分享和信息交流方面。例如，在与伙伴组织成员国开展双边交流活动的同时，我国为肯尼亚、埃及等国提供计划生育及生殖健康产品，优质低廉 的中国产品也将以商贸往 来的形式，支援非洲的计 划生育运动。

2008年，“降低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这一条款被新列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长期受到忽视的计划生育运动再次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马尔萨斯陷阱”会被计划生育运动成功关闭，其对世界各大洲人口持续数千年的威胁也将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