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指标主要用于测量在工作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及其他相关的资源信息。美国CDC关于预防青少年烟草使用报告中提出干预项目经费不足是导致青少年烟草使用下降停滞的原因之一^[6]，因此建议经费投入按照人均15~20美元最符合成本效益，能够实现烟草控制的预期目标^[7]。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泰国控烟工作评价发现有效的控烟工作模式，即加强控烟工作能力、卫生部门的强有力领导及多部门的有效合作，此外，充足的工作经费也是控烟工作成功的有效保障之一。^[8]

活动指标用于描述具体所开展的工作，如能力建设、社会动员、媒体传播及执法活动开展情况等。产出指标对应于所开展活动的结果，产出指标能够显示出政策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包括能力提升情况、媒体覆盖率、知晓率、执法结果等，将产出指标数据与过程评价数据结合起来能够确定无烟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1996年John等人对加利福尼亚州99号令关于加大控烟工作投入及降低公共场所吸烟率的评估中，采用的指标针对不同社会背景下开展的控烟工作内容及重点有所不同，如1990—1992年培训活动内容集中于预防及戒烟，1992年以后，培训内容增加了社会动员、二手烟草烟雾危害等内容。^[9]

对《墨西哥城无烟环境条例》立法和执法的评估，主要通过回顾无烟环境立法过程、分析媒体报道及关键人物访谈获得墨西哥城市无烟环境立法及实施过程的评估信息，明确在法律实施初期开展社会动员及健康教育等活动促进了法律的有效实施。^[10]

对于《禁止向青少年售烟条例》实施情况的评估，主要针对执法频率、范围及违法行为处罚等执法形式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执法频率越高，即至少每四个月执法一次，能够有效地降低违法售烟行为，而且仅对违法行为处以警告而不进行经济的处罚不能有效地提高法律的依从率从而减少违法行为。^[11]

通过三个方面的指标体现人群吸烟行为的改变：吸烟率、烟草消费量及戒烟率的改变，前两者受到社会因素包括无烟环境立法、烟草制品价格等的影响。^[12]在无烟环境法律评价中，烟草使用情况指标常作为二手烟暴露及烟草使用危害的间接反映指标。^{[13, 15]}吸烟率的指标主要通过调查对象的自述^{[16, 20]}，如2007年英格兰无烟环境法律生效两个月后的调查发现，吸烟人群戒烟有19%是由于无烟环境法律的实施^[21]。吸烟情况也可以通过检测体内相关生物标志物如可替宁、尼古丁等^{[22, 33]}获得，如苏格兰针对酒吧服务员的队列研究中使用唾液中可替宁的浓度来确定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并用其验证自我报告烟草使用信息的准确性^[24]，结果表明，苏格兰实施无烟环境法律一年后，酒吧服务员的烟草消费量相比于法律实施之前降低了2.5支/天，而其吸烟率也降低了4%。

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最直接的目的是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草烟雾的危害，因此，评价场所禁烟规定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二手烟暴露率。二手烟暴露指标主要从三个途径获得，包括环境质量检测^{[25, 29]}、观察法^{[30, 32]}和生物标志物检测^{[27,33, 36]}。

威尔士、英格兰、苏格兰、乌拉圭无烟环境法律实施一年之后，酒吧内PM2.5浓度降低了84%~93%^[34]，室内公共场所空气中尼古丁含量降低了91%^[37]。马塞诸塞州实施无烟环境法律之后3个月，现场观察吸烟的证据——烟灰明显减少^[31]，相比于没有禁止吸烟的餐馆及酒吧，实施严格禁烟的场所内公众报告二手烟暴露明显降低^[38]。苏格兰实施无烟环境法律后，非吸烟儿童及成年人唾液中可替宁含量降低了39%，如果儿童家长都为非吸烟者，儿童唾液内可替宁浓度降低程度为51%^{[39, 40]}。爱尔兰实施全面禁烟之后，餐馆及酒吧内非吸烟服务员体内碳氧血红蛋白降低5%，呼出CO降低79%，唾液可替宁含量降低81%。^[36]

烟草控制最终目的为降低烟草使用相关死亡率及发病率，因此在评价无烟环境法律的效果中，进行烟草相关疾病发病及死亡的评价是有必要的。烟草使用及二手烟暴露包括短期急性疾病及长期慢性疾病。在无烟环境法律实施之后，禁烟场所内服务人员及非吸烟公众呼吸及刺激症状显著降低^{[41, 42]}，肺功能明显提高^[36]，哮喘发病率降低，生活质量提高^[41]，因急性冠脉综合症入院率也明显下降^{[13, 43]}。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人员健康状况改善的程度依赖于场所禁烟政策具体实施的程度，西班牙的无烟环境法律要求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但是每个场所依从法律的程度有所差别，允许吸烟的场所内服务员的呼吸症状并未得到改善，而完全禁烟的场所内员工的健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44]苏格兰实施无烟环境法律之后，对烟草使用等情况进行了系列调查，2004年之后无烟环境法律将使苏格兰死亡人数每年减少400人。^[45]

公众支持情况的调查是用于评估公众对于无烟环境法律的知晓情况及支持程度，可以说明无烟环境法律是否能够得到充分实施^{[46, 49,54]}，也能够给控烟工作者提供工作重点。意大利在出台户外场所禁烟规定之前进行公众支持度的调查，结果为决策提供了依据，即扩大禁烟范围是可行的，并且公众对于不同区域的支持态度也为规定制定优先考虑区域提供了依据。^[50]在立法前期，无烟环境立法需要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及政治意愿，在法律通过后及实施过程中，无烟环境法律的效果首先体现在公众对于法律的支持及依从性，有研究显示，吸烟者对于法律的支持度越高，其依从率也越高^{[51, 53]}，而法律获得公众的高支持率之后，能够提高整个社会对于法律的依从性。因此支持率及依从率的提高，有助于法律的进一步有效实施。在1997年首次针对澳大利亚无烟环境法律的依从率评价研究表明，成功执法需要得到广泛的知晓，并在支持率相对较高的场所首先实施法律。^[52]美国马塞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实施禁烟法律之后分别在第3和第24个月对禁烟场所管理者调查发现，对禁烟法律支持及知晓程度高的群体中，其依从率更高，而且法律在24个月内由于执法活动的减少，导致了知晓率下降。^[46]

推进无烟环境法律出台的过程中，担心无烟环境法律对经济的影响会影响决策者对于制定和出台法律的态度，一项有关无烟环境法律对经济影响的回顾性研究发现，由烟草业及其利益集团资助的相关研究中，94%的结果显示实施无烟环境法律对场所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55]，但与烟草业没有关联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负面影响。因此客观及科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经济评价指标包括主观指标如预测光顾情况^{[56, 57]}及客观指标如营业收入、员工就业率^{[58, 61]}等。美国实施室内无烟环境法律之后，餐饮场所的应税销售额未发生变化，且法律的实施对于场所就业率没有产生影响。^{[25, 62]}

没有实施无烟环境法律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持续的暴露于二手烟，使非吸烟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及健康负担，如Behan等人估算了美国每年由于二手烟暴露造成的医疗保健支出，患病及死亡经济负担^[63]，用于预防二手烟暴露直接导致的支出及疾病治疗费用远远超过实施无烟环境法律的支出。另外，无烟环境法律不仅为吸烟者提供了戒烟的支持性环境，也降低了不吸烟者成为吸烟者的可能性，而实施无烟环境法律所需的成本远低于进行戒烟治疗所需的费用。^[64]预测美国实施全面室内工作场所禁烟法律一年后，将会降低由于心肌梗死及中风导致的直接医疗支出约2亿美元。^[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