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典型的流动人口聚集城市作为研究现场，在三个城市分别抽取10个乡、镇、街道，之后在每个乡、镇、街道选取100名青年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共3 034人。同时在每个点随机选取50名非流动青年作为对照，共1 524人。

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而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4, 5]}

关于青年的界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规定14~34岁为青年人口，而世界卫生组织则将这一范围扩大至14~44岁，我国国家统计局的界定则为15~34岁^[6]，本次研究中的青年是指18~34岁范围内的人口。

调查问卷由五部分组成：一是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二是经济因素，包括收入、居住条件和参加社会保险情况；三是健康因素，包括健康变化情况、自评生理健康、自评心理健康、压力感和对未来的态度；四是流动因素，包括流动时间和流动类型；五是满意度情况，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

使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资料进行双录入比较。使用SAS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在对两类人群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采用χ²检验比较我国青年流动与非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青年流动与非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水平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

与青年非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在经济方面处于劣势，进入城市后从事的职业偏向于体力劳动，收入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消费选择，如在住房方面，67.14%的人租房居住，46.47%的人认为目前的居住条件差或一般。

居住条件是否良好对青年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而是否拥有住房却影响不大。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青年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不足以满足其购房需求，在大多数人都未买房的情况下，对比的情绪尚未产生，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并不能对青年流动人口产生过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最低需求不能满足时，更高需求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小，而满足其基本需求对提高生活满意度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改善其居住环境，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宜居的住所，为其在城市工作期间提供较为舒适的生存环境是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手段。^[7]

当前，我国青年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不足^[8]，对其服务的提供并不满意，这在直接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给了青年流动人口不安全感和城市的排外感，加重其对生活不稳定性的感知，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健康状况变化导致不安全感增强。青年流动人口步入城市后，由于教育水平、就业制度等因素，有可能从事对身体有危害的职业，而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压力的增大，导致青年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间接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而健康方面的因素对青年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将青年流动人口纳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可及性高的公共卫生服务，不仅有利于增强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更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措施；同时应加强农村建设，加大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关怀力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关注其健康状况。只有切实保障青年流动人口留守父母的生活、健康需求，才能使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心工作，使其更加满意城市生活。

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面临工作和生活上的许多困惑，这期间可能会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压力感、对未来的态度影响了其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应当引起政策上的关注。

首先，应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就业与生活指导。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建设完善流动人口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和生活信息服务体系，为流动人口提供清晰明确的工作和生活指导，解决流动人口的实际困难。

其次，关注青年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开展关爱青年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活动，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了解其内心的困惑，减少其压力和负面情绪，提高其应对困难的积极性与能力。

最后，加强社区建设，促进文化融入。发挥社区在促进社会融入中的积极作用，加强青年流动人口对自我社会身份的认同；提供文化服务，搭建青年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群体文化交流的平台^[9]，鼓舞城市居民主动接纳流动人口，营造和谐社区氛围。

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水平需要多方面的协调与努力，经济水平的提高是青年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物质前提，但城镇化更需要青年流动人口在社会与心理层面上的认同^[10]，如果青年流动人口怀着融入城市的愿望与对未来的憧憬来到城市发展，却因种种阻碍导致生活满意度低下，不能或不愿留在城市，将是社会发展的损失。因此，应从多角度关注青年流动人口，进一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