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社会办医政策由原来的严格管控到初步放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经济发展路线，为社会办医政策提供了政治基础。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原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 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开业行医合法存在,以补充国家和集体力量的不足，并对其进行严格管理。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原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的若干规定的报告》(国发〔1985〕62号)，对个体开业行医作出具体政策规定。1989年国务院《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从事有偿业余服务。这些文件标志着社会办医已经正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医疗服务市场已初步向社会资本开放，我国个体开业行医和私人诊所得到了较快发展。^[1]

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产权制度改革逐渐延伸到医疗卫生行业,我国开始提倡多种形式兴办医疗机构^[2]，国家也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为社会办医创造条件。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1997〕3号)提出将社会办医定位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补充力量。^[3]具体政策方面，1992年提出允许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用于卫生建设,放宽卫生技术劳务政策，体现多劳多得^[4]；2000年对外资及合资医疗机构的投资额、双方股权比例及举办年限进行量化规定^[5]；2002年提出了企业医院社会化改革的途径，鼓励部分原企业医院改制为民办医院^[6]；2007—2008年，原卫生部、商务部先后两次对港澳资本办医放宽投资额等限制,同时对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7]。上述各项政策的出台，形成了我国社会办医管理的制度框架，社会办医开放领域逐渐拓宽，政策环境得到改善，也较好地激发了社会资本办医的热情。

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号)明确指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 提出大力引入社会资本，着力扩大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消费能力，将社会办医作为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核心领域之一。这一阶段，国家从规划、准入、融资、土地、税收、医保、人事、学术环境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放宽多方面的政策限制，改善社会办医的执业环境，扶持社会办医的发展。^{[8, 9, 10]}这些政策导向更加明确，政策内容更加具体，在调动社会资本办医热情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以及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机构或向医院集团化发展；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中医医疗机构等。^{[8, 9]}各地在制订和调整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其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规划时，将社会办医统一纳入规划，留出足够空间；在配置、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时，在符合准入标准的条件下优先考虑由社会资本举办。^[11]

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办医开放，并不断扩大开放领域；凡是对本地资本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外地资本开放。^{[10, 12]}(1)在投资额度方面，我国对境内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没有明确的投资额限定，但要求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 000万元人民币，港澳资本则不得低于1 000万元人民币，且中方所占股权比例或权益不得低于30%。^{[5, 13]}(2)在机构准入方面，对于不设床位或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由所在地县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和专科医院按照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审批。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由省级卫生部门和商务部门审批，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由原卫生部和商务部审批，港澳台资本在内地设置独资医疗机构由省级卫生部门审批。^[14] (3)在设备准入方面，申请大型医用设备由医疗机构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甲、乙类设备分别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15]社会办医在申请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及其利用管理方面，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由相应层级的卫生部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9](4)在医疗技术准入方面，实行医疗技术分类管理政策，第二、三类医疗技术分别由省级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16]社会办医在医疗技术准入方面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符合质量和安全准入标准者均予许可。^[9]

社会资本办医一般不享受政府财政补助^[17]，但鼓励各级政府采取招标采购等办法，选择符合条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政府下达的医疗卫生支农、支边、对口支援等任务,支持社会资本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个体诊所等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执行政府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并按规定获得政府补偿。^[9]

我国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政策，根据机构性质不同，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17]：(1)机构注册登记方面，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须由民政部门进行社会办非企业单位登记^[18]，而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则在工商部门登记。(2)资产和所有权方面，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投资者不享有医疗机构的所有权，其国有资产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同意，不得自行处置、转移、出租或变更用途^[19]；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拥有资产所有权，但从营利性医疗机构中退出的国有资产须经卫生行政部门、商务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后方可继续用于发展卫生事业^[18]，社会办医的土地、房产等财产不得抵押。(3)在经营管理和收入分配方面，非营利性社会办医的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实际运营中的收支结余只能用于自身的发展，不能用于分红；营利性社会办医参照执行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和有关政策，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9, 19]}(4)价格和税收方面，非营利性社会办医按国家规定价格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和自产自用制剂免征各项税收，非医疗服务收入按规定征收各项税收，但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的部分可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对其自用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 对营利性社会办医实行医疗服务价格放开，照章纳税；但对于其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3年内享受同上税收减免政策，3年后恢复征税。^[20](5)评审评价方面，由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按照医疗机构评审办法和评审标准，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医疗服务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价。^[21]我国部分省市已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等级评审范围。(6)广告监管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医疗广告的监督管理，省级卫生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医疗广告的审查，并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督管理。^[22]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8号)等多个政策文件，从放宽准入、优化融资、加大财政扶持、落实医保定点、强化价格和税收支持、完善用人政策、优化学术环境和畅通信息获取渠道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扶持和优惠措施，以加快社会办医发展。

由于医疗服务行业具有公益性、风险较大、监管成本较高等特点，尽管国家层面已将社会办医作为本轮医改的一项战略性举措，并确立了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医总体格局，但关于社会办医的功能定位及其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各地在认识上尚未达成一致，这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待社会办医的政策观念，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社会办医是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公立医疗机构共同构成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发展社会办医不仅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也有利于调整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之间的生产关系，解放医务人员的生产力，同时也能够减轻政府办医压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34]各级政府应重视社会办医发展，并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确立社会办医在当地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并出台实质性的鼓励和扶持政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办医发展涉及卫生、发展改革、财政、商务、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资、医保、规划土地、金融、税收、保监、工商、物价等十几个部门，仅靠卫生部门或政府分管卫生工作的领导来协调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由更高层级的部门和领导来推进。

在经济较为发达、社会资本较为雄厚、公立医疗服务体系较为完善的地区，应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营利性的非基本医疗服务或高端医疗服务，引进有丰富办医经验的境内外优秀社会资本，形成与公立医疗机构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格局。而在医疗资源配置水平一般或紧缺的地区，应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社会办医疗机构，增加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或通过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疗机构经营管理，改善公立医疗机构的绩效。

首先，应剥离公立医疗机构的特需医疗服务，取消其自主定价，让公立医疗机构真正专注于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考虑到学术界对基本医疗服务的界定存在争议，可将由政府定价、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按政府指定规则提供和接受的医疗服务作为基本医疗服务，公立医院只能在此框架下设立专家门诊和等级病房，将特需医疗服务让渡出来，由社会办医提供，充分发挥其在满足群众多元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上的作用，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34]其次，各地应做好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科学核定所需的卫生资源总量，避免公立医院规模的无序扩张，给社会办医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35]

首先，应尽快放开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限制，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这不仅有利于规范“地下走穴”行为，还有利于消除其背后带来的医疗安全隐患，减少潜在的医疗纠纷。从长远来看，医务人员的正常流动，还需要为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提供公平的政策待遇，包括社会保障、人事关系转移接续、学术地位、职称评定、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及落户、住房、子女入学入托等。其次，要进一步放宽境外资本办医的限制，降低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和外资医疗机构的投资额度限制，采取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门诊部、诊所分类管理的模式，分别设置合理的投资额度要求，不能苛求社会办医初期就能做到“大而全”、“大而精”。另外，还要将社会办医用地纳入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合理解决其用地需求。对社会资本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采取划拨方式供地或协议出让等土地使用政策，按照不同的医疗机构类别制定不同的容积率要求。

虽然国家层面已明确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由于我国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所有权、投资回报、收入分配、人员身份等多方面的受到现行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很难健康发展。这一方面可以借鉴温州市的经验，创新政策与管理，真正调动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积极性。^[36]通过政策引导，逐步优化社会办医疗机构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结构比例(国际上一般营利性医疗机构占20%左右，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占80%左右)。此外，还应保持社会办医疗机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转化通道的畅通，在完善分类管理政策的同时，允许社会办医疗机构按照自身需求自由选择营利性质。

尽管国家层面已明确社会办医疗机构在医保定点、政府购买服务、技术准入、技术职称评审、学术环境等方面享受和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但在执行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强化政策执行情况的督导和考核评估，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和创新，真正落实各项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