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存在较大的职业安全卫生隐患，面临较高的职业安全卫生风险，其发生安全事故和职业病的比例较高，因工受伤、因职业病返乡现象较为突出。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调查显示，受过职业安全卫生岗前培训的农民工仅占45.0%，而其中由用人单位组织开展的不到八成。48.2%的农民工所在企业并未要求在生产中穿戴劳动防护装备(包括工作服、帽子、手套、口罩等)，仅35.6%表示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防护装备能够有效防止危害。接受过职业安全卫生培训的农民工中，44.8%能严格按照企业要求穿戴劳动防护装备，显著高于未接受过职业安全卫生培训的农民工(13.5%)。

农民工发生安全事故和患职业病的比例达5.3%，这不仅会降低农民工的个人收入，也会加剧农民工因病返乡。返乡农民工中，8.1%因工受伤，2.1%患职业病。

工伤和医疗保险是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对农民工安全事故和职业病伤害实施救助的基本举措，用人单位必须依法缴纳保险费用，政府部门应当充分给予政策扶持。职业病目前也已纳入工伤和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 8 ]}，享有工伤和医疗保险不仅能够有效抵御安全事故的伤害风险，而且可以有效提升职业病的治疗水平。然而，工伤保险和城镇地区的医疗保险还未有效覆盖农民工。有过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的农民工中，只有28.1%享有工伤保险，而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不到三成。工伤、医疗保险的缺失，意味着农民工需要负担更多由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带来的治疗费用，更可能因此致贫。

农民工在劳动环境中的职业安全卫生风险较大，理应从源头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防护。依据《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必须提供符合行业标准的劳动安全防护用品和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同时还要担负监督和教育从业人员佩戴和使用的义务。然而，不少企业的职业安全卫生专项投入较低，农民工的劳动安全防护用品和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往往无法足额配备，一些企业仅仅出于应付检查的目的采取相关措施，但可靠性和持续性通常无法保证。^{[ 9 ]}

职业安全卫生培训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组织开展的岗前培训，“先培训，后上岗”是职业安全卫生的基本原则。通过培训保证从业人员了解必要的安全生产制度和职业卫生法规、熟悉有关的安全操作技能和职业病防护规程、掌握岗位的安全卫生知识。然而，目前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卫生培训并不到位，缺乏职业安全卫生培训不但让农民工在生产中应急处理能力不足，而且会忽视健康保护，容易诱发职业病。

扩大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面，用人单位应当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费用，政府部门应当同用人单位订立参保责任书，针对用人单位参保情况加以有效监管和动态公示，建立健全工伤医疗保险费用追偿和责任追究制度，让用人单位参保情况与政府的财税支持、社会的信誉评价相挂钩。同时，政府部门应当面向农民工个人开展法律知识宣传和咨询，推动工会等组织有序参与和依法维权，建立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纠纷受理、调解、仲裁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因工受伤或患职业病的农民工及早拿到保障赔偿金。

职业安全卫生教育培训既要凸显强制性的要求，又要发挥灵活性的优势。坚持单位培训与机构培训相结合，用人单位应当安排经费用于进行职业安全卫生培训，同时政府应当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吸纳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参与职业安全卫生培训。坚持全员培训与分类培训相结合，应当面向所有上岗农民工实施职业资格考核和认证，推行事故防范和职业病防治的分类培训。坚持岗前培训与继续培训相结合，实现职业安全卫生培训与生产环境变化相适应、与工艺设备更新相协调。

当前，职业安全的监管工作主要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职业卫生的监管工作则分属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卫生、劳动保障等不同部门。职业卫生与职业安全密切相关，在多部门共同监管的局面下，部门间工作的无缝衔接和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充分发挥监管作用的关键。应当整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卫生行政、劳动保障行政等部门力量，注重职业安全卫生防护的全程监管。建议在街道(乡镇)层面培育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监管力量、建立企业职业安全卫生监管长效机制，保障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卫生。

考虑到农民工因工受伤、罹患职业病后往往存在索赔难、经济负担重的状况，建议建立农民工安全事故和职业病救助基金，形成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保护兜底制度，用于帮扶农民工实施工伤和职业病救治、支持农民工开展维权。一方面，该救助基金应与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相互对接，重点着眼农民工的大病救治，同时确保农民工及时得到健康检查、接受病情诊疗和获取康复服务。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司法救济和法律援助发挥救助基金在支持弱势农民工依法索赔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