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成都 610041
2.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大型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重点之一。基于实证数据分析其运行效率及影响因素,可为改革提供证据支撑。2014年两会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指出,“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标准和规模,”“解决‘以药补医’的问题,就要通过理顺医药价格,通过增加政府投入,通过医院挖潜、节约成本这些途径来建立一个新的补偿和运行机制。”[ 1 ]公立医院规模调控和精细化管理成为下一阶段的改革要点。
2014年4月1日起,浙江省全面实施以药品零差率为核心的省级大型公立医院改革,促使医院回归本位,完善服务。[ 2 ]该措施要求医保、卫生和财政等政策同步调整,确保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弥补医院药品差价损失。为此,政府如何在既定投入下获得最大产出,即获得最高技术效率,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重要命题。提高技术效率,首先需准确、客观测量公立医院的相对效率及影响因素,明确潜在的改善空间与改革方向。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最新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和截尾样本模型(Tobit Regression)评价大型公立医院的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讨论优化技术效率的措施与政策,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政策参考。同时,对西医与中医医院的效率进行分类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通过国家卫生统计网络直报系统数据库收集2013年浙江省全部三级公立综合性医院报表数据。为保证统计数据可比性,未包含三级专科医院。在排除数据不完整及存在逻辑错误的医院后,共选取92家医院,其中,西医医院59家,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医院33家。
采用Deap2.1软件包测量医院相对效率,将测量获得的综合技术效率作为因变量,应用Stata10.0软件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医院技术效率影响因素。[ 3 ]
DEA是一种用于测评一组具有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该方法利用线性规划构建有效率的凸性生产前沿,通过与此前沿相比较来识别效率相对高低。广泛应用的经典DEA模型主要有CCR和BCC两种,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CCR模型假设最优规模不变,而BCC认定最优规模可变。由于医疗市场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并且医院自身受外部环境和财务状况影响,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最优规模[ 4,5,6 ],因此采用基于可变规模报酬的产出导向的BCC模型,将综合技术效率分解成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若效率值等于1,则DEA有效;小于1,则无效。
假设所需测评的DEA模型有n个决策单元(DUM),每个DUM有p项投入与q项产出。第i个决策单元为DUMi,xi与yi分别为投入与产出列向量,X和Y分别为(p*n)投入矩阵和(q*n)产出矩阵,第i个DUM综合技术效率δi线性规划为:
Maxλ,δi s.t.-δiyi+Yλ≥0;xi-Xλ≥0;λ≥0
其中n1′λ=1添加了凸性限制,代表可变规模报酬假定,第i个DUM综合纯技术效率θi线性规划为:
Maxλ,θi s.t.-θiyi+Yλ≥0
xi- Xλ≥0; n1′λ=1;λ≥0
λ是(n*1)的常数向量,是计算低效率DUM位置权重。n1是n维单位向量。规模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
简要说明DEA有效的经济含义。对于一个J0单元,有J0单元投入量θ倍不得小于∑n j=1Xiλi(0<θ≤1),产出量不超出∑n j=1 Yiλi。∑nj=1 Xiλi为最小投入量,Yiλi为最大产出量,即J0单元的投入量降低到投入量的最小值,而产出量达到最大值。
设单元J0为非DEA有效,引入投入、产出松驰变量S-和S+,根据上述公式设定λ、S-、S+、θ是模型最优解,当把单元J0原有投入量Xi调整为θXi-S-、原有产出量Yi调整为Yi+S+时,J单元相对于原来n-1个决策单元DEA有效。称(θXi-S-,Yi+S+)为J单元的“投影”。“投影”为改进工作、提高效益指明方向。[ 7 ]
当综合效率得分成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时,将面临医院效率值等于1的截尾问题,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有偏且并不一致。此时,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Tobit模型更为合适。其基本模型如下:
根据M.J.Farrell对社会、经济效益评价原则,总结并借鉴已有文献研究方法[ 8,9,10,11,12 ],选取在职职工数、实有床位数、总支出及总资产作为DEA模型的投入变量;总收入、总诊疗人次数及总出院人数作为产出变量。投入变量分别反映医院的人员、资产、资金情况;变量产出包括医院运行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参照国家医改监测指标体系[ 13 ],选取病床周转率、平均住院日、药品销售比例、医疗业务成本比、人均工作量及资产负债率做为影响医院技术效率的因素。本研究参考上海公立医院改革的绩效考核办法,以一个住院床日作为一个标化工作量,一个基本门诊诊疗人次为1/4个标化工作量,即年人均工作量=(出院者占用床日数+总诊疗人次/4)/在职职工数。[ 14 ]
公立医院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949,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963,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985。综合技术效率有效的26家、纯技术效率有效的40家、规模效率有效的32家,分别占总数的28.26%、43.78%和34.78%。 规模效率有效的医院所占比例较少。61家医院未达到总体技术效率有效,其中33家医院同时存在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问题。经Mann-whitney U检验,西医医院在综合技术效率(Z=0.73,P>0.01)与纯技术效率(Z=0.46,P>0.01)与中医医院(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无统计学差异,但是在规模效率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Z=2.94,P<0.05),中医医院的规模效率值高于西医医院(表1)。
从规模收益情况来看,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医院49家,占总数53.26%,这些医院规模需要调整;不变的27家,占29.35%,其规模大小合适、无需调整;递增的16家,占17.39%。西医与中医组效率构成可以视为单向有序频数资料,故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经分析,认为西医医院在规模收益构成上与中医医院存在统计学差异(X2=15.64,P<0.05),西医医院规模收益状况比中医医院差,存在资源浪费现象(表2)。
计算综合效率值小于1的66家医院投入产出投影值,得出非DEA有效医院通过改进后平均可以减少的投出及增加的产出。结果显示,理论上如果这些医院能够提高管理水平,更合理的利用资源,达到最大效率值,则每家西医医院可以节省约100名员工、120万元支出和4 180万元的总资产,节省的比例分别占5.9%、0.13%和4.30%;同时增加总诊疗 人次约14.56万人次、出院2 400人次和总收入3 280万元,增加的比例为10.26%、5.20%和3.51%。每家中医医院可以少投入约10张床和1 160万总资产,节省的比例为0.08% 和3.09%;同时增加总诊疗人次约11.06万人次、出院4 800人次和总收入2 580万元,增加的比例为13.36%、28.74%和6.53%(表3)。这表明,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尚未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利用不经济。
从92家公立医院的效率得分来看,浙江省公立医院总体运行效率相对较高。其中,西医医院与中医医院的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均较高,且无差异。但仍然有71.74%医院未达到DEA有效,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从规模收益情况来看,有49家(53.3%)医院处于规模收益递减态势,存在规模过度扩张风险。与已有研究对比分析发现,这种规模扩张与湖北、四川等中西部省区的情况类似[ 8, 9, 16 ],说明公立医院规模过度扩展具有普遍性,应引起高度关注。
随着规模持续扩张,医院规模收益下降,可能面临管理滞后、服务稀释、质量下降等矛盾和困境,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医疗机构应摒弃盲目追求高精尖、重经营、重经济效益,轻内涵、轻管理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避免通过兼并、收购、联合经营、委托经营、挂牌经营等粗放方式构建医疗集团,机械地扩张医院规模。建议医院采取内涵式发展路径,通过扩大医疗设备使用空间、增加医护人才、优化学科种类、强化质量管理、增强服务效率等方式提升医院的综合服务效率。在卫生政策制定上,要求严格控制医院粗放式的规模扩张。
投影分析显示,通过提高医院管理水平、调整医院规模,可以使医院达到DEA有效。可以从在职职工数(包括后勤人员)、医院总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中节省卫生资源,同时,在医院总收入、总诊疗人次和总出院人次数上产生更多收益,这有助于节省全社会的卫生资源。因此,今后的医疗卫生政策,应着力于转变和优化医院管理方式;转变政府卫生投入方式,从人头补贴转变为工作量补贴,从养人转变为养事,从政府补助转变为政府购买服务,建立政府可持续的财政补偿机制,建立起以工作量和服务绩效为基础的投入机制。投入中也应当包括公共卫生投入,且与医院科研教学和政府指令性任务完成情况挂钩,遏制公立医疗机构逐利行为。
国内外研究均显示,床位周转率与医师人均工作量和医院综合技术效率正相关[ 17,18,19,20 ],与医疗业务成本比负相关,本研究的Tobit回归模型亦证实了这个结论。提高床位周转率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医师工作量的增加也必然会导致效率增加。但是必须注意到,床位周转率并非越高越好,医师工作负担也不是越多越好。这里仅表明,在105%的控制线内,具有较高的床位周转率的医院效率得分较高。更高的床位周转率是否会导致效率的下降,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另外,增加工作量会提升医院技术效率得分,但增加工作量是否将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下降或损害医务人员权益,同样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撑。在一定范围内,床位周转率、医师人均工作量指标可为判断医院运行效率提供参考。同时,加强对医院投入产出的评估,推进质量管控和精细化管理,从而进一步改善医院运行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医院服务能力,最终实现内涵式发展路径,实现大型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今后的医疗卫生政策,应瞄准医院内部管控和管理升级,致力于推进精细化管理,实现大型医院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数据显示,规模效益递减的医院中,西医有40家,中医仅有9家;而规模效益递增的医院,西医仅5家,中医有11家;西医医院规模效率和规模收益率均小于中医医院,西医医院面临的风险大于中医医院。西医与中医医院表现出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过去一段时期西医发展迅速、规模急剧膨胀,达到规模收益阀值;中医一度受到“冷落”而其规模增长速度较慢,许多中医院未达到规模效益阀值,目前不少中医院仍处于规模效益递增的发展阶段。这种差异要求规模控制政策应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处理,注重扶持和推进中医医院良性发展。特别是在中医争论甚嚣、融合中西医学、探索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背景下,鼓励和推进中医医院规模适度发展,具有稳定中医发展信心、引导公众信赖中医、发展中医作用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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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赵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