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大部分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据统计,全国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业务量占市场总量的85%~90%[ 1 ],在多年的“粗放式”和“全能型”行政体制管理下,公立医院改革动力不足,严重滞后[ 2 ]。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 ]2014年国务院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提出推动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其实,新一轮医改方案在2009年就已经正式出台,但期间公立医院改革进展较慢,究其原因是在如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方面存在疑虑。而同样在2009年实施的以促进公私医疗机构竞争与合作,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为目的的香港“长者医疗券计划”和澳门“医疗补贴计划”成效显著,受到港澳居民广泛好评。这对我国内地推进医改体制创新,引入市场机制、倒逼公立医院改革、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医疗券”是指政府发放给特定人群用于医疗保健的一种有价凭证。[ 4 ]香港“长者医疗券”和澳门“医疗补贴”都是医疗券的一种形式,下文统称为医疗券。
医疗券制度是由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55年提出的“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基础上引申而来的。[ 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券制度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1990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1995年)和佛罗里达州(1999年)付诸实践。教育券的提出与推行有效缓解了二战以来美国公立学校改革低效、动力不足、竞争因素缺乏的现象。[ 6 ]目前,教育券制度及其改良模式已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被公认为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公平竞争,转变政府管理方式的有效手段。[ 7 ]
通常来说,医疗券制度靠政府部门推动,其资金来源于地方或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或)民间机构的捐助,主要用于为特定人群提供医疗保障性服务,比如赞比亚发放医疗券用于提高水痘接种率、坦桑尼亚用于对抗疟疾、香港用于加强长者基层医疗服务和推动私立医疗机构发展、澳门用于推广家庭医学和鼓励个人保健等。实施医疗券制度的目标不同,其发放人群也不同,有长者(如香港“长者医疗券”针对年满70岁的居民)、低保户(如浙江嘉善“门诊医疗券”制度针对低保对象)、永久性居民(如澳门“医疗补贴计划”针对澳门特区永久性居民)等。
在医疗券制度下,政府将原本拨给医保机构/公立医疗机构的公共经费直接发放给特定人群,由其自主选择医疗机构,并用医疗券支付医疗服务费用,医疗机构凭券向政府兑现,改变了以往的“政府—医疗机构”的公共经费分配方式,引入“政府—特定人群—医疗机构”的新型资源配置方式。受益者收到医疗券之后,会对各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效率、价格和自身经济能力做出评估,选择效率高、质量好、价格实惠的医疗机构,而对医疗机构而言,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提高患者的忠诚度,就必须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上不断改进。医疗券制度通过增大需方的力量,实现了需方对供方的约束与引导,使需方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7 ]
香港地区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由政府统筹,负责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健康服务。香港医疗服务体系以公立为主,私立为辅,全港90%以上的医疗服务由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公立医疗服务由特区食品及卫生局直接管控,其中公共卫生交由卫生署(食品及卫生局的下属机构之一)负责,公立医院及相关服务交由医院管理局(食品及卫生局的下属机构之一)负责。目前,医院管理局共管辖42家公立医院、47家专科医院和73家全科诊所[ 8 ];私立医疗服务由卫生署间接监管,包括11家私立医院和全港所有的私人中医诊所和私人西医诊所[ 9 ](图1)。
香港地区绝大部分公立医院的运营经费都由政府承担。 1989—2008年香港医疗卫生总支出年均增长率维持在6%以上,高于同期GDP增长率。2007年,香港公共卫生支出占医疗卫生总支出的50.5%,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4.8%,比重较大,长此以往,政府财政恐难以为继。[ 10 ]
在此背景下,政府于2008年启动了医疗改革,大力支持和促进私立医疗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以减轻公立医疗机构的负担,促进医疗卫生领域的竞争。与此同时,随着香港进入老龄化社会,长者的医疗服务供给与支付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议题。香港政府秉持“小病在基层,大病去医院,康复回基层”的政策理念,加强长者基层医疗服务、发展私立医疗机构,经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于2009年1月1日推出了长者医疗券计划。
澳门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公立为主、私立为辅。特区政府秉持“妥善医疗、预防优先”的医护理念,以仁伯爵综合医院为中心,基层卫生中心和卫生站为支撑,为市民免费提供初级医疗、预防保健和护理服务。私立医疗体系中包含了2家非营利性医院和600多家中西医及牙医诊所,而私人诊所占公私医疗机构总数的70%以上(图2)。[ 11 ]
澳门政府在公立医疗机构上的投入很大,但公立医院人满为患、拥挤严重、患者等候时间过长、居民预防保健服务不能得到合理满足等问题依然存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人诊所就诊患者很少,大量医疗资源处于闲置状态,而且澳门医疗服务体系的运作缺乏商业性,融资方式单一。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统计,2008年澳门总人口54万(香港700多万),65岁以上人口占7.23%(香港13%左右),人口老龄化程度较轻,因而其医疗改革涵盖了全澳门市民。[ 12 ]在此背景下,2009年6月1日,澳门政府颁布了旨在鼓励公私医疗机构竞争与合作,推广家庭医学制度的医疗补贴计划方案,向澳门永久性市民发放医疗券。
香港长者医疗券计划由食品及卫生局统筹,卫生署医疗券组具体负责,政府财政司提供资金支持。2009年初期政府将其作为一项试验性计划,由于受到社会普遍欢迎,2014年将其转为一项长期性的长者支援计划。
澳门医疗补贴计划由澳门卫生局统筹,医疗补贴计划辅助中心具体负责。澳门医疗补贴计划作为一项年度性计划,从2009年开始施行。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通过第9/2014号行政法规为医疗补贴计划提供了法律依据。
港澳地区实行医疗券制度的目的均是在医改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私立医疗市场的发展,减轻公立医疗机构的负担。除此之外,香港政府侧重于通过财政诱因,大力发展基层医疗服务行业,贯彻“小病在基层,大病去医院,康复回基层”理念。澳门更侧重于提高居民预防保健意识,推广家庭医生制度,发展全科医学。
港澳地区医疗券制度在受益人、医疗券形式、金额与面值、有效期、是否可转让、用途等方面不尽相同(表1)。
香港长者医疗券计划针对年满70岁并持有香港身份证或豁免证明书的长者,发放面值为1港元,总额2 000港元的电子账户型医疗券,无需预先登记、领取和携带,只要使用时出示身份证并签署同意书即可使用。此医疗券不可转让和出售,但暂未规定有效期,允许累积尚未使用的医疗券,以4 000元为上限。香港医疗券可用于私立基层医疗服务,但不可用于纯粹购买物品和获政府资助的公共医疗服务。
澳门医疗补贴计划针对澳门特区永久性居民,发放12张面值50澳门币、总额600澳门币的纸质型医疗券,需要一次性打印出来,可转让给同样是澳门永久性居民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但只可转让一次,规定了有效期,逾期将作废处理。澳门医疗券仅用于未获政府资助且登记参与该计划的私立医疗机构提供的预防性或治疗性的医疗服务,不可用于住院服务和购买医疗用品。
港澳地区政府在医疗券制度施行了一段时间后对其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据官方评估文件显示,医疗券制度得到了市民的普遍认同,在减轻群众医疗负担、体现公平正义、促进公私医疗机构竞争与合作、鼓励目标人群预防性保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施行过程中存在市民不规范使用、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医疗券制度运行良好,达到了预期目标。
(1)医疗服务需方和供方积极参与,市民满意度高
港澳地区医疗券制度施行后,医疗服务需方和供方的参与热情较高,满意度高。据香港政府2011年下半年展开的中期检讨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香港共有2 736名医疗服务提供者登记参加了该计划,其中私人执业西医占52.3%。受益者共使用了1亿600万港元的医疗券,该计划的支持率达80%,医疗券的使用率由施行初期的29%增加至45%。[ 13 ]由于受到社会普遍欢迎,香港政府不仅增加了医疗券金额,而且还在2014年将该试验政策变为长期性政策。据澳门卫生局数据显示,2009年,共有457 895名市民印券,补贴金额2亿600万澳门币,使用率达90%以上,2013年,市民印券和用券率仍维持在90%以上,显示该计划继续获得市民支持。同时,医疗服务供方的参与度也较理想。[ 14 ]
医疗券之所以获得市民的普遍认同,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医疗券减轻了目标人群的医疗负担,体现了公平正义。医疗券可直接抵消部分费用,给人们带来了实惠;将经费直接拨付到个人的方式,也降低了被挪用的可能,使用过程阳光透明;而且医疗券给与目标人群更广的就医范围,使其无需为报销医疗费用而被迫选择某些服务质量较差的医疗机构。
(2)引导需方更多使用私立医疗服务,优化公私医疗机构资源配置
港澳地区医疗券制度通过引导需方更多使用私立医疗服务,发展了私立医疗机构,促进了公私医疗机构的竞争与合作,从而优化了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
据香港长者医疗券试验计划中期检讨文件显示,医疗券实施两年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者就诊习惯,使其更多地使用私立医疗服务。在随机调查的1 026名长者中,有32%的长者认为该计划使他们更多使用私立医疗服务,在已使用医疗券的长者中,27.5%更习惯去私立医疗机构就诊,49.5%习惯同时在公私医疗机构就诊,而习惯在公立医疗机构就诊的只占23.0%,在未使用医疗券的长者中,它们的比例分别是16.6%、40.2%和43.2%。[ 13 ]
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医疗机构势必会在服务价格、质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做出改进以便吸引更多顾客。如此一来,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可能得到缓解,服务效率低、质量差的医疗机构会在竞争中淘汰,医疗资源也将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3)提高居民预防保健意识,推广家庭医生制度
医疗券的引入,对于加强目标人群疾病的预防和诊疗,提高预防保健意识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目标人群会积极向熟悉其病情的家庭医生寻诊,进而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推广家庭医生制度。香港医疗券制度在推行2年后,社区普及率达70%,且已在社区扎根。[ 13 ]2013年,澳门地区80%的居民将医疗券用于个人保健和小病预防诊治。[ 14 ]
医疗券的推行需要政府多部门协调配合,从预算、发放、使用到回收等各个阶段进行全程监管,而这会加重政府的管理负担。在澳门地区,由于施行初期对医疗券的用途厘定不清,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如私立医疗机构滥收医疗券,部分市民用医疗券购买参茸海味等。而香港政府预先设立了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通过与服务提供方签订正式合同,对服务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保证了医疗券计划的有效推行。[ 12 ]
我国政府已逐渐意识到:现行医疗卫生体制下,既要承担监督医疗机构日常运作与保证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责任,又要承担举办医疗机构和供给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容易顾此失彼,必须兼顾市场的作用,淡化全能型政府色彩,探索创新管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港澳地区的实践证明,医疗券制度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公私医疗机构合作与竞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其运作机理与内地新医改中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思路相一致。这便为医疗券的引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宏观条件。
从港澳地区的实践来看,医疗券的推行需要满足四个条件:(1)有充足的医疗服务供给方,即可以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2)有私立医疗机构的积极参与,若私立医疗机构不参与其中,则无法实现竞争;(3)经济上可行,医疗券的推行需要政府给与财政支持;(4)政治上可行,医疗券的运作是一种市场化行为,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我国内地各地区发展水平不一,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有高有低,地方政府管理理念不一致,若医疗券全面推行,在地方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阻碍,尚不适合全民推广。
但是,医疗券制度可作为内地医保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弥补现行医保的不足。我国内地现行的医保制度具有覆盖范围广、保障水平低、报销标准统一、属地化管理等特点,在满足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某些特殊群体(如低保人士、流动人口等)的保障能力不足,在医保未覆盖的领域内无法发挥作用。医疗券制度的建立与我国现行医保并不冲突,相反它可作为一个补充政策,发挥及时性和辅助性作用。如以医疗券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由于救助对象支付能力低,参加医保也只能解决部分医疗服务,保障力度低,所以现阶段医疗救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若直接发放现金,难以保证救助资金的使用方向,可能导致使用效率低下。在实践过程中,江苏南京市和浙江嘉善县等地运用医疗券提高对城乡低保对象的医疗救助力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收入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又如可用医疗券提高流动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增强预防保健意识,提高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水平。
近年来,内地政府虽然在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资本准入、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与了一定的支持,私立医疗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服务量并未得到明显提升,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也未有效改善,医院竞争机制尚未形成。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内地医保制度并未对私立医疗机构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障,也没有科学使用供需方策略。私立医疗机构面对无顾客、无市场的窘境,自身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内地医保制度对私立医疗机构发展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医保准入方面。一些地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给与私立医疗机构医保定点资格存在歧视或者虽已进入医保定点,但患者在此就医的起付线高于公立医院,这严重挫伤患者前往私营医疗机构就医的积极性,进而造成私立医疗机构患者缺乏。
然而,若现阶段将医保准入对私立医疗机构大幅放开,势必会对医保基金造成巨大压力,且随着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放宽私立医疗机构的医保准入将是一个更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为解决这一矛盾,可先引入医疗券作为内地医保制度的一项辅助性和过渡性政策,规定医疗券仅限使用私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引导部分人群前往私立医疗机构就医,从公立医院分流,鼓励多样化社会资本办医,促进公私医疗机构的公平竞争。
医疗券可作为推动内地社会办医的有效措施: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若将来自私立医疗机构的部分税收以医疗券形式直接补贴给目标人群,可诱导其自主选择最适合他们需要的私营医疗机构,更多的使用私立医疗服务。这既可以缓解公立医院的负担,又能够满足私立医疗机构对市场和顾客的本质需求,促进私立医疗机构在数量、规模和服务质量上的不断发展。私立医疗机构的壮大必然会对公立医院机构的垄断地位形成钳制,为寻求市场获得更大利益,二者会展开竞争,形成“鲶鱼效应”和“倒逼效应”,使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社会福利更加有效积累。其次,港澳地区的实践证明了以医疗券形式发展私立医疗机构、促进社会办医具有一定可行性。因此,在与我国内地医改导向相契合的形势下,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医疗券可以作为推动我国内地社会办医的有效手段,引导内地公私医疗机构之间的合理竞争。
综上所述,我国港澳地区医疗券制度对于内地医疗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尤其可用于特殊人群利益的保障和社会办医积极性的提升。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医疗券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平衡市场竞争力量的手段,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福利的不断积累,保障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1] | 今年民营医院数量将首超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夹缝中生存. [EB/OL]. (2014-10-25)[2014-12-03].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025/13216592_0.shtml |
[2] | 李玲. 新医改的进展和展望[C].//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4年春季CMRC中国经济观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4. |
[3] |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全文)[EB/OL].(2013-11-14)[2014-12-03].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 |
[4] | Sandiford P, Gorter A. A guide to competitive vouchers in health [DB/OL]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HEALTHNUTRITIONANDPOPULATION/Resources/Peer-Reviewed-Publications/AGuidetoCompetitiveVouchersinHealth.pdf |
[5] | 杨淑庆. 医疗券在我国全民医保中实施的可行性分析[J]. 当代经济, 2011(14): 38-39. |
[6] | 张璇. 教育券:教育领域的双赢政策——美国教育券实例分析[J]. 外国教育研究, 2004, 31(11): 61-64. |
[7] | 林闽钢, 李楠.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医疗券”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1): 60-65,111. |
[8] | 香港医院管理局 医院联网、医院及医疗机构 [EB/OL] (2013-11-14)[2014-12-03]. http://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Content_ID=10036&Lang=CHIGB&Dimension=100&Parent_ID=10004 |
[9] | 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 香港医疗体制简介 [EB/OL].(2013-11-14)[2014-12-03]. http://www.gov.hk/sc/residents/health/hosp/overview.htm |
[10] | 陈心颖. 香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变革及其对内地的启示[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4(6): 93-99. |
[11] | 张静华, 庞川, 谭戈平. 澳门医疗补贴计划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以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为例[J].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2014( 8): 1125-1128. |
[12] | 陈建新, 陈慧丹, 伍芷蕾. 从新公共管理的效率与效益看医疗改革——以香港和澳门医疗券发展为例[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4, 3(2): 67-76. |
[13] | 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 长者医疗券试验计划中期检讨. [DB/OL]. http://www.hcv.gov.hk/files/pdf/ehcv_interim_review_report_tc.pdf |
[14] | 澳门特别行政区2014年度医疗补贴计划 最新消息[DB/OL]. (2013-11-14)[2014-12-03]. http://www.vs.gov.mo/vs2014/main.htm?menutype=public&tabidx=0&lang=ch |
(编辑 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