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敏
, 叶露
,, HU Min , YE Lu
在卫生领域的研究中，生活水平是人群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其测量生活水平的传统方法是通过直接询问收入或者消费情况来反映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收入是在一定时期内居民通过生产性活动和转移支付而获得的全部财富；消费是一定时期内被实际使用或消耗掉的商品或服务，但不包括那些用于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1 ]相比消费的连续性，收入的获得是间断和变动的，并且这种变动不一定表示家庭生活水平有相应的变化，比如一个家庭的收入因成员生病休工减少，仍可以依靠储蓄或保险，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平。因此至少在一定的调查期(一个月或一年)内消费比收入更能准确反映长期的家庭或个人的生活水平。就研究区域而言，发达国家中大部分人口有正式工作且消费模式复杂，通过收入而非消费来测量人群生活水平相对容易。而在发展中国家，有正式工作的人口比例较小，大部分的家庭有多个甚至是“隐形”收入来源，并且家庭生产普遍存在，因此研究者更倾向于选择消费作为指标。但实际上，收入和消费都存在数据收集上的困难，一方面收入和消费均属于相对隐私的问题，往往会被拒绝回答或者是隐瞒，使数据难以获得；另一方面收入和消费都是过去发生的，调查时不免会发生回忆偏倚，使数据质量受到影响。这些考虑迫使研究者设法利用家庭财富的拥有情况和其他家庭特征等信息来构建一种间接测量生活水平的指标，即财富指数(wealth index)。[ 2 ]该方法最大的优点是家庭财富等相关信息在入户调查中易于收集，且数据较为客观准确。同时，家庭财富作为收入的积累，跟收入相比，更能反映长期的生活水平。虽然以财富指数测量生活水平已成为国外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构建财富指数的方法多样，其结果是否一致值得探究，且财富指数测量结果与传统测量方法的比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外已有一些针对该问题开展的研究[ 3,4,5,6 ]，但国内对财富指数的方法学探究较少，实证研究则更为鲜见。因此，本研究对财富指数及其常见的构建方法进行介绍，并通过宁夏五个样本县2011年的农村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以不同方法构建的财富指数及其与三种常见消费指标测量的生活水平结果的一致性，为我国卫生领域研究中生活水平测量指标的选择提供参考和依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1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的入户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依次抽取了区内南部山区5个县，66个乡镇，267个村中的6 612户农村居民(28 886人)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社会人口学基本情况、居民健康与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医疗服务费用以及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家庭财产等。
入户调查的消费数据包含了消费性支出(例如粮食、肉、蔬菜、水果、油盐酱醋、日用品、水电费、衣服、书本、医药、礼品、娱乐等)，以及采用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后的自产物品消耗(例如小麦、玉米、蔬菜、肉类、蛋类等)两项内容。 三种常见的消费指标分别为家庭总消费、家庭人均消费和家庭等值人均消费。其中家庭等值人均消费是为了更真实反映个体的生活水平，消除不同家庭规模以及年龄构成造成的影响，采用家庭等值人口对家庭总消费进行调整，具体公式为：
α和θ是两个经验性参数，α为儿童成本，通常取0.3～0.5，θ为经济规模的程度，常为0.75～1[ 7 ]，本研究公式中的α取0.5，θ取0.75。
财富指数在多个财富变量的基础上形成。本次调查获得的财富变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连续性变量为家庭人均拥有牛、羊、马/骡子、猪、水浇地和山地数；二分类变量为家庭是否拥有手表/闹钟、自行车、收音机、黑白电视、彩色电视、缝纫机、摩托车、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话、农用机器、VCD/DVD/音响、照相机/摄像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的情况，以及是否住房和厨房分离、人畜不同屋等住房构造情况；多分类变量包括住房类型(砖土、砖木、土木、全砖、窑洞、其他)，地板类型(土地、砖地、瓷砖、木地、地板革、其他)，厕所类型(水冲式、沼气/三格式、双瓮漏斗式、深坑/免水冲、马桶、旱厕、无厕所、其他)，饮用水类型(自来水、山泉水、窖水、井水、江河湖水、塘沟渠水、其他)，使用燃料类型(煤、电、煤油、天然气/液化气、木头、木炭、其他)。通过四种不同方法来构建财富指数，而这些方法的差异主要是财富变量类型和赋权方式不同：
(1)财富指数1
将所有类型的财富变量进行标化后，全部纳入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中，以第一特征向量对各项财富变量进行赋权，从而构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财富指数，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多分类变量中的各个类别都会单独作为二分类变量纳入。
(2)财富指数2
赋权方法同样采取PCA，同时考虑到财富指数1中对多分类财富变量的处理会受到共线性的严重影响。因此，根据经验，将多分类变量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后纳入分析，即将多分类变量中的不同类别分为高财富组和低财富组两类。具体做法上，家庭住房类型的高财富组为砖土、砖木、土木和全砖；地板类型的高财富组为砖地、瓷砖、木地和地板革；厕所类型的高财富组为水冲、沼气/三格、双瓮漏斗、深坑和马桶；饮用水类型高财富组为自来水；使用燃料类型的高财富组为煤、电、煤油和天然气/液化气。
(3)财富指数3
采用等权重法赋权，由于此方法只能用在二分类变量中，因此除了将多分类变量采用财富指数2的变量转换方式进行转换外，将连续型变量也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即家庭人均牛、羊数等转换为家庭是否拥有牛、羊等财产。
(4)财富指数4
考虑到某种财产拥有家庭的占比越少，越稀缺贵重，则应该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采用拥有该项财富的家庭占比的倒数对财富变量进行赋权。这种赋权方法同样也只能用在二分类变量中，因此其变量转换方式与财富指数3相同。
采用Kendall相关检验验证以不同指标测量生活水平从低到高进行五等位分组的一致性；Spearman秩相关检验验证人群以不同指标测量生活水平排序的一致性。利用stata12.0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从表1和表2中可见，虽然构建财富指数的方法不同，但是以不同财富指数测量的生活水平从低到高进行五等位分组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财富指数1与2、2与3、3与4之间的一致性 较强，相关系数在0.7以上；而另外三对财富指数的一致性一般，相关系数在0.5～0.7之间。从Spearman检验的结果上看，不同指数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或接近0.70，说明人群按不同财富指数测量生活水平排序结果的一致性较强。[ 8 ]
| 表1 不同财富指数间的Kendall相关检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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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不同财富指数间的Spearman秩相关检验结果 |
如表3～表6所示，根据生活水平测量结果对人群从低生活水平到高生活水平进行五等位分组。同一个体分别以两种指标测量的生活水平进行分组，比较分组结果可能出现五种情况，“分组相同”表示分到同一组(例如同为第一组或第二组)的人所占百分比，“间隔一组”表示分组结果相差一组(例如两种指标下分组分别为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人所占百分比，以此类推。不同财富指数与三种消费指标间分组的一致性检验结果相似，即Kendall相关系数(K系数)大于0，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一致性都较弱。如果按照生活水平对人群进行排序，不同财富指数与三种消费指标的秩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但是Spearman相关系数(S系数)均较小，在0.1~0.4之间，一致性程度同样较弱。从财富指数1到财富指数4，与三种消费指标测量生活水平结果的一致性依次减弱，并且可能受到家庭人口构成和规模影响，家庭总消费与财富指数的一致性要强于其他两种消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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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财富指数1与消费间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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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财富指数2与消费间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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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财富指数3与消费间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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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财富指数4与消费间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
本研究得出，选用不同方式构建的财富指数之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是随着赋权方法和财富变量转换方式的差别增大，财富指数间的一致性逐渐减弱。以不同财富指数分别与消费测量的生活水平结果相比较，一致性均较弱，和国外同类研究的结论类似。[ 7 ]可能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当家庭经济状况持续变差时，人们更可能会改变其消费行为而非“变卖”家庭财产、耐用品或者是改变房屋类型、地板类型等特征来适应这种变化，财富指数不会随着消费的变动而变动，两者测量的生活水平也因此不同。可见，财富指数相对消费更能准确反映长期的生活水平。同时，由于从财富指数1到财富指数4与消费的一致性依次减弱，比较看来，以PCA构建财富指数的方法更能替代消费指标。
作为生活水平的测量指标，财富指数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选择不同的财富变量可能会对最终的财富指数值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当前没有一套通用的标准来指导财富变量的选择，只能通过在入户调查前开展预研究以确定所研究区域具有代表性的家庭财富变量来改善结果。其次，不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差异比较大的区域，尤其是城乡间，采取同一组财富变量构建财富指数来直接比较人群的生活水平，因为不同区域所具有代表性的财富变量不同，比如农村地区的家畜是主要的家庭财富而在城市则不然。
综上所述，财富指数和传统的生活水平测量指标各有优缺点，其测量结果间的一致性也较弱，因此当生活水平作为重要的研究结果或影响结果的主要因素时，例如人群中与生活水平相关的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研究，可以根据研究目的，结合采用不同生活水平指标得到的研究结果以及专业知识和经验，选择合适的生活水平指标。同时，财富指数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在研究的调查设计、数据收集和测量结果的准确客观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在国内研究中鲜有应用，本研究介绍了此类方法，并利用入户调查的数据对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实证探讨，以期为财富指数更多的应用研究和进一步的探索上提供借鉴。
| [1] | 程迪尔, 官海静, 刘国恩. 生活水平指标选择对健康公平测算结果的影响[J]. 中国卫生经济, 2013(3): 79-81. |
| [2] | Rutstein S O. The DHS Wealth Index: Approaches for rural and urban areas[R]. Washington, DC: Macro International Inc, 2008. |
| [3] | Howe L D, Hargreaves J R, Huttly S R.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ealth indice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economic position in low-income countries[J]. Emerg Themes Epidemiol, 2008, 5: 3. |
| [4] | Montgomery M R, Gragnolati M, Burke K A, et al. Measuring living standards with proxy variables[J]. Demography, 2000, 37(2): 155-174. |
| [5] | Lindelow M. Sometimes more equal than others: how health inequalities depend on the choice of welfare indicator[J]. Health Econ, 2006, 15(3): 263-279. |
| [6] | Somi M F, Butler J R, Vahid F, et al. Use of proxy measures in estimating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malaria prevalence[J]. Trop Med Int Health, 2008, 13(3): 354-364. |
| [7] | O'Donnell O, Van Doorslaer E, Wagstaff A, et al. Analyzing health equity using household survey data: a guide to techniqu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
| [8] | Howe L D, Hargreaves J R, Gabrysch S, et al. Is the wealth index a proxy fo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 systematic review[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09, 63(11): 871-877. |
(编辑 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