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名样本研究人员中，40岁以下占46.4%，41~50岁占41.2%，50岁以上占12.4%；40.21%为男性；16.5%最高学历为硕士，75.3%为博士，高于其他中高收入国家HPSR研究机构22.3%~58.0%的博士学历人员比重；30.93%为流行病学或公共卫生背景，61.86%为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背景(包括卫生经济学、卫生政策、医院管理、卫生信息技术等)，其余多为卫生统计学人员，而HPSR研究所需要的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背景的人员占比很小。35.1%为中级职称，25.8%为副高级职称，38.1%为高级职称，另有1人为初级(占1%)。被调查者平均从事科研12.15年，从事HPSR 11.10年；约62.5%的日常研究时间用来从事HPSR，其中副高级、中级、高级研究者由高至低分别投入68.6%、66.3%和56.3%的时间。

目前关于“卫生体系”的含义界定诸多，其中最常引用的是WHO发表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的概念，即从功能角度来看卫生体系是指“为了促进、恢复和维护健康的所有活动”，这些活动可分为六个模块，包括卫生服务、卫生信息与证据、医疗产品与卫生技术、卫生人力、卫生筹资以及领导力和管理。^{[ 10 ]}卫生政策和系统研究联盟(Alliance of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 Research，AHPSR)则指出HPSR涉及的研究内容包含上述六大模块的一项或多项，因此本研究将这六个模块定义为HPSR的研究亚领域。

97名被调查者中，82.47%在2011年负责或主持HPSR项目，共收集到145个2011年立项或在研项目的具体信息。结果显示，卫生信息与证据类研究最多，占总体的37.50%，卫生筹资类次之，占20.39%，医疗产品与技术类位列第三，占15.13%，卫生人力类研究项目占比最低，仅为1.98%，而在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此类项目的投入和产出都相对较高。^{[ 7 ]}

除获知已有HPSR项目的研究内容外，本研究还调查了高校研究者对各亚领域的关注程度，结果发现，研究者关注的亚领域与其负责项目所在的亚领域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8，P<0.05)，卫生信息与证据和卫生筹资同样也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两个亚领域(表1)。尽管如此，调查显示仍有51.02%的研究者表示其所专注的HPSR领域未能获得资助。

表1

表1(Table 1)

表1 被调查研究者2011年立项或在研项目内容分布及其对各HPSR亚领域的关注程度 亚领域 具体研究内容 2011年立项或在研项目分布(%) 研究者关注程度(%) 卫生信息与证据 通过对数据、证据和研究结果的汇总和利用，加强对卫生体系的管理、领导和管制 37.50 65.98 卫生筹资 加强卫生筹资水平，保障人们满足卫生服务所需，并且避免由于疾病支付所导致的财政困难与破产威胁 20.39 43.30 领导力和管理 确保战略政策框架的建立，结合有效监督与监管、注重卫生系统设计问题、促进问责制，以保障公众的健康权利 11.84 43.30 卫生服务 理解卫生服务组织和管理，以保障在不同健康状态下、不同时间和机构间的卫生服务可及性、质量、安全性和连续性 13.16 34.02 医疗产品与技术 确保基本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公平获得，保障医疗产品和技术质量、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果，科学合理、具有成本效果地使用 15.13 34.02 卫生人力 有效管理动态的卫生人力市场，改善现有卫生人力资源的分布和绩效 1.98 11.34

表1 被调查研究者2011年立项或在研项目内容分布及其对各HPSR亚领域的关注程度

目前，我国HPSR研究者所获得的资助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国内的各类科研基金，包括973、863这类国家科技计划、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地方或高校科研基金；二是政府主导项目，包括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人社部等国务院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委托项目；三是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四是国外基金项目，包括WHO、世界银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中国与欧盟合作项目等。

研究数据显示，2011年立项/在研的145个HPSR项目资助总额度约为5 123万元，从项目资助资金额度比重来看，政府主导项目比重最高，为41.46%，其次为国内各类科研基金项目和国外基金项目，其比重分别为28.48%和22.67%。

我国HPSR项目立项额度低于其他国家。国外研究者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HPSR项目平均额度分别为39.78万美元、13.71万美元和76.32万美元，而中位额度分别为23.19万美元、5.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 7 ]}无论是平均额度还是中位额度，我国均低于其他国家。不过我国HPSR项目平均跨度23.99个月，不足两年，研究周期较其他国家短。在调查中有34.69%的研究者表示研究经费无法满足日常研究的需求(表2)。

表2

表2(Table 2)

表2 被调查研究者2011年立项或在研的HPSR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资金比重(%) 平均额度(万元) 中位额度(万元) 平均跨度(月) 额度/跨度(万元/月) 国内科研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如973计划、863计划等) 13.70 236.00 280 40 5.9 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6.98 28.16 27 34.65 0.81 地方/高校科研基金项目 2.09 4.31 2 24.4 0.18 政府主导项目 国务院各部委项目 33.72 62.33 10 20.32 3.07 省/直辖市/自治区及以下政府部门项目 7.74 15.38 10 19.08 0.81 国外基金项目 22.47 35.19 6 22.68 1.55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3.39 14.58 6.5 12.58 1.16 合计 100.00 35.57 10.0 23.99 1.48

表2 被调查研究者2011年立项或在研的HPSR项目资助情况

我国HPSR项目在数量和资金上集中倾向于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研究者。图1和图2显示，无论是HPSR立项数量还是资助额度，随着研究者职称的升高，其在项目数量多和资助额度高的一列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中级及以下职称的研究者中在2011年HPSR立项数量为1个，获得资助额度低于10万元。相较之下，高级职称者中半数立项数量为3项，资助额度约在31万~50万元。根据2011年145个立项/在研HPSR项目具体数据分析，中级职称研究者平均资助额度15.77万元；副高级职称研究者平均资助额度23.44万元，而高级职称研究者为61.35万元。从项目来源来看，高级职称研究者主要获得各部委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副高级主要获得省级及以下政府部门项目，青年研究者以地方/高校科研基金项目为主。此外，国外基金项目在不同职称研究者的分布比重上较为接近，因为不同的国外基金项目对于不同职称研究者各有倾向(表3)。除了负责和主持的项目，中级及以下职称研究者中有75%在2011年有参与他人主持的HPSR项目，平均为2项。此外，42.86%研究者有过申请失败的经历，失败的主要原因包括领域竞争激烈(39.05%)、研究基础不足(19.61%)、申请标书撰写质量不够高(19.61%)、资历不够(9.15%)。

图1(Figure 1)

图1 2011年不同职称HPSR研究者的项目获得数量比较

图2(Figure 2)

图2 2011年不同职称HPSR研究者的项目资助总额比较

表3

表3(Table 3)

表3 2011年不同职称HPSR研究者的项目来源分布(%) 项目来源 高级 副高级 中级及以下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4.29 0.00 0.00 国务院各部委项目 24.29 16.22 12.20 国外基金项目 12.86 10.81 12.20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7.14 8.11 12.20 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5.71 16.22 19.51 省级及以下政府部门项目 15.71 32.43 14.63 地方/高校科研基金项目 10.00 16.22 29.27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表3 2011年不同职称HPSR研究者的项目来源分布(%)

HPSR是一个注重多学科合作、多视角融合的研究领域。在此次调查中，仅42.27%的研究者表示曾有过多学科合作经验；其中，32.97%希望通过合作能够获得不同学科的经验和视角，30.27%希望通过合作增加科研实力，19.10%为满足项目申请的要求愿意加强合作，15.23%希望通过合作以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而其余尚无HPSR项目正式合作经验的主要原因包括：所承担的项目较小，无需合作(34.40%)；从事科研时间短，尚无合作经验(28.00%)；无合适的合作对象(22.60%)；所在机构对于合作有一定的限制(2.21%)。

HPSR属于应用发展类研究领域，强调研究与决策实践的对接，研究成功的标志之一是将“将研究转化为实践”。结果显示，我国HPSR领域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为主，约占53.98%，研究报告占26.02%，口头汇报占11.83%，以专著形式发表占1.29%，而HPSR研究在实际应用方面的产出十分有限，真正转化为政策应用仅为5.81%。据国内相关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不到30%，其中人文社会科学仅在10%左右。^{[ 11 ]}相较而言，我国HPSR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则更低。

尽管我国高校中七成以上HPSR研究者为博士学位，HPSR领域研究人才仍十分缺乏，难以与快速增长的社会和政策发展需求相适应。HPSR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跨学科多领域，而高校当前HPSR研究者背景较为单一，以卫生管理、公共卫生学科背景研究者为主；且多学科合作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仍有半数研究者表明无真正的合作经历。除项目和研究人员自身问题外，根据调研结果，难以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是合作受限的重要原因，因为“懂卫生体系的人往往缺乏系统科学的训练，而接受过良好社会科学专业培养的却又不了解医疗卫生体系的特点”，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出合作的意义所在。此外，不少研究者指出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是重要的障碍，而目前高校对于研究团队和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估机制也不鼓励合作，因为在人员职称晋升中，通常只考虑研究者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和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的贡献，而很少将在他人或其他科研活动中的参与度考虑在内。

虽然我国HPSR领域科研投入较多年前有了很大提升，但项目额度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项目周期通常较短，追求“短、平、快”，长期持续性项目投入不足，然而HPSR研究问题实际都较为复杂，短期内问题和结果可能都无法显现或稳定呈现。此外，不少HPSR项目在申请时对于研究者资历、研究基础、前期项目经验等有着诸多的刚性要求，加之青年研究者本身科研能力、研究经验有限，在项目选题、研究设计、标书撰写和项目实施等方面能力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更进一步限制了青年研究者研究资源的获得，使其自身发展受到影响。

目前高校HPSR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卫生信息与证据的产生，将相关信息、证据直接应用于政策制定、体系应用的研究为数不多。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成果转化率不到30%，大多数社会科学成果只是停留在成果(论文)发表、学术同行赞誉、职称评定和成果获奖等方面。目前，我国HPSR领域超过一半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产出，转化为政策应用的不足6%。如何提升HPSR的质量和有效性，将研究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卫生政策，或为卫生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证据是当前中国乃至全球HPSR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高校要搭建一支高效的HPSR人才队伍，关键在于从源头上建立一支良好的后备人才队伍，因此需要战略性地将HPSR前移至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中，并将其固定化。目前国内高校中从事HPSR的研究人员以卫生管理、公共卫生学科背景为主，所以应当在这些学科的学历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学培养中进一步强化HPSR的内容和方法。在国内目前HPSR仍属于新兴研究领域，存在知识体系不系统不科学，教学内容与政策实践衔接不紧密，教材不配套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HPSR理论与实践，在加强国际交流的基础上，尽快开发本土化课程体系和教材，加强教学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此外，HPSR讲求多学科融合，在国际上有很多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主持或参与HPSR研究，而在国内这一现象相对较少，因此应当在对这些学科背景的学生的教育教学中，通过案例教学、第二课堂、生产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等形式，引发学生对于该主题的认识和关注。同时，应在学生课堂讨论、课后作业、课程考核、各类学术科学创新比赛中，鼓励和组织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共同参与和解决HPSR问题。由此，可以尽早培养既受过良好方法学培训，又了解医疗卫生体制特点的人才，同时从学生阶段就开始培养学生的多学科视角和合作意识，缓解未来“找不到合适的合作对象”的尴尬。

高校要提升HPSR人才的能力，需要在其投入研究的早期予以更多的关注，因为研究者起步阶段所获得的支持和资源将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9 ]}由于实际接触HPSR项目，青年研究者比之学生对HPSR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如在此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方法与技能的继续教育，可起到巩固强化和快速提升的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关于HPSR的教学和培训不应止于学历教育，高校需提供机会，在研究者事业初期进一步加强相关培训。其次，研究经费是开展研究的必要资源。鉴于青年研究者受限于自身能力和经验等方面，在获取科研资助时不占优势，有必要设立一些特别项目(如种子基金)向资历较浅的研究者有所倾斜，同时提供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环境。目前已有部分科研基金特设青年研究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为青年研究者提供较为稳定的资助渠道，这样有助于青年研究者积累HPSR项目经验，提升研究能力。然而，与提供资金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青年研究者申请HPSR项目的实际指导和训练，如配备资深研究者担任其导师指导标书写作，倡导青年研究者与资深研究者共同撰写标书申请项目，鼓励青年学者更多参与资深研究者的研究项目等，以此提升其在选题与设计、标书撰写和项目实施等方面的能力。最后，还应当将青年人参与他人研究项目、与他人合作等纳入考评体系，并对此类行为予以资源的倾斜。

HPSR是一个应用型研究领域，研究质量不仅体现于学术论文的发表，更重要的在于其对实际卫生政策和体系改革的指导及影响。对于一名HPSR研究者，包括资深研究者来说，加强HPSR研究成果的有效传播与政策转化，是其需要不断提升的能力。HPSR人才教育培养是一个长效机制，不仅体现在学历教育和对青年人的培养上，也体现于对已经进入高校的研究者的再教育和再培养。为此，高校在引导和培养HPSR人才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以下两点：一是搭建HPSR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有效的沟通机制或平台，鼓励更多组织的参与，这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凝练研究方向，使之与当前决策者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相适应，或由决策者共同参与确定研究的优先重点，除了提供基础卫生信息和证据，更着力于对体系机制的研究，这样更有助于研究者研制出受到决策者认可且决策者愿意接受的成果，从而实现HPSR的价值。^{[ 13 ]}二是将政策转化情况纳入对HPSR研究者的评价体系，将决策者对研究结果的评价反馈给研究者，该评价反馈机制可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质量及研究者进行HPSR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