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卫生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虽已获得一定发展，并在应用HTA证据辅助决策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整体而言，我国卫生技术评估目前更倾向于单纯的学术活动，卫生技术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评估等方面还未形成有机整体，对卫生政策决策的影响仍十分有限，即决策转化不足。^[1-2]为促进HTA研究结果的决策转化，对其决策转化动力进行科学的评估测量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对前期研究成果的理论分析，界定决策转化的概念、明晰其内涵要素，进而开发卫生技术评估决策转化动力的测量量表。

1 决策转化的概念界定

决策转化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转化。根据前期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知识转化可被界定为“在研究成果产出方和使用者等利益相关者互相合作的复杂系统内，交流、整合并有效及时地将合乎伦理的相关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全过程”^[3-5]，它强调知识转化需要研究成果产出方、使用方等多方面的共同推动；同时，知识转化不单是知识传播或交流，还包括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和互相理解、循证决策和循证证据的指导、运用于实践的反馈、知识的整合修订等过程^[6]。

决策转化除了包含知识转化“需要各方共同推动”、“涵盖从知识成果产生到推广运用的全过程”等上述基本特征之外，还具有以下特点：如转化的知识成果更多涉及对某些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和社会伦理的综合评价，知识成果的使用方主要涉及卫生技术管理的决策方(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医保及其附属司局处室、以及各地方的相关管理机构及决策人员)，转化的目的更多聚焦决策支持、政策制定、政策推广等。

2 HTA决策转化动力的内涵要素

基于上述决策转化基本特征、结合前期相关研究结果，本研究将HTA决策转化动力整合归纳为证据影响力、机构支持力、渠道联接性、交流协作度、决策方推动力五个方面内涵要素。

2.1 证据影响力

HTA研究能否产出既科学严谨又贴近决策需要且有实用性的研究结果或研究证据，将决定其对决策的潜在影响程度，亦对相应研究结果的决策转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选择合适的时机提交发布研究证据或研究结果，也有利于促进其决策转化。^[7-9]

2.2 机构支持力

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支持情况，也被认为是转化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一些机构对研究人员提供研究成果决策转化的培训，提供相应指南并安排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在考核激励措施制定上强调研究结果的决策应用情况(如研究报告获得领导批示、研究结果被引用为决策依据等)，这都将促进相关研究结果的决策转化。^{[10, 11]}

2.3 渠道联接性

在卫生服务体系中，宏观管理者、服务提供者、购买者等利益群体对相关卫生技术在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以及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研究证据有极大的需求。同时，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判断标准也有所不同。^[12-13]为了充分表达或了解需求、传递整合有关研究证据结果，进而促进其决策转化利用，研究方和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必须着力于构建相互紧密联接的沟通渠道。

2.4 交流协作度

决策转化不仅仅是向决策方传递知识信息，它还强调研究方和决策方之间的沟通交流和通力协作。^[14-15]如在课题启动阶段，双方交流有助于明确研究目标，确保课题与决策需要高度相关；而在课题正式推进过程中的沟通交流，将有助于解决课题遇到的困难、更准确深入地分析课题研究结果，并为后续成果传播和决策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2.5 决策方推动力

决策方的推动作用也是转化动力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16, 17]}决策方首先需要克服传统决策模式中决策过程非透明化、对使用科学证据要求不严格(甚至只重经验、漠视证据)等方面的不良影响；在接收相应HTA研究结果或文本之后，能够正确解读并综合判断是否将相应HTA研究证据运用于决策；对拟用于决策的研究证据，能以一定积极性推动其决策转化。这些对于实现成功决策转化均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3 量表开发 3.1 量表编制

基于对HTA决策转化的概念界定和内涵要素归纳，结合文献研究结果，本研究明确了“证据影响力”、“机构支持力”、“渠道联接性”、“交流协作度”、“决策方推动力”五个量表维度，在此基础上设计具体测量条目；采用Likert五分制，对决策转化动力的各个指标进行测量。本研究也选择一些与决策转化、决策利用相关的且已被证实有较高信度效度的测量问题加入问卷。通过咨询本研究领域相关的国内外专家，针对调查问卷的内容、结构、表达措辞等进行适当调整及修改完善，整理形成调查问卷初稿(表 1)。

3.2 数据收集与样本情况

为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一步运用量表对HTA研究人员开展问卷调查，相应调查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1)就职于国内开设有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或药事管理的大学，或者设有卫生技术评估或药物经济学评价部门的专业协会和专业研究机构；(2)近三年内开展过针对药物、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疗方案、医学信息系统、后勤支持系统和行政管理体系等卫生技术的功效、安全性、成本和效益(效果)及社会影响(伦理、道德等)的评价研究。

在实际调查中，由于难以获得国内HTA研究人员的完整名单以开展随机抽样，故首先调查国内成立最早的卫生技术评估机构，通过相关评估机构研究人员的介绍，继续向其他HTA研究人员发放调查问卷。随调查问卷附上知情同意书，同意参加调查者填写知情同意书；完成调查问卷并发回视为知情同意。

本研究共发放了561份问卷，对回收问卷中有多处缺漏或者有明显填写规律(如同一栏目内所有问题选择同一个选项)的问卷予以删除；对问卷中的少量缺漏，将由调查员直接邮件告知调查对象，进一步获取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82份，有效回收率为68.1%。在完成调查的382位HTA研究人员中，179位为男性，占46.9%；大多数年龄在30~49岁之间；有51.8%的研究人员获得博士学位，38.8%的研究人员获得硕士学位；各有29.3%、28.3%和35.1%的研究人员分别获得中级、副高和正高级职称；大多数研究人员具有医学和管理学专业背景，分别占64.7%和48.2%；就研究领域而言，则主要集中在组织管理体系评估(55.8%)和药物评估(27.8%)。

3.3 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更好进行条目遴选，确定维度归属，随机抽取一部分数据(n=7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KMO系数为0.755，高于经验标准0.70，表明变量间的共同因子较多；而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²值为1 051.987，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01)，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在具体的因子分析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并采用Varimax旋转方法，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为了获得具有理论意义的因子结构，采用以下3条标准来筛选合适的测度变量：第一，题项在某一因子上的负荷最小值为0.35；第二，题项与其它题项之间只有很低的交叉负荷；第三，某一题项的内涵必须与测度同一因子其它题项的内涵保持一致。^[18]只有满足上述3条标准的题项才被保留下来。经过这一过程，萃取出5个因子，与上述初步设定的5个维度吻合，总方差累计贡献率为70.534%(表 2)。

3.4 量表信度分析

基于回收的全部382份有效问卷，通过计算HTA研究决策转化动力量表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和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评价，以确定量表的可靠性。

本研究初步得出的HTA研究决策转化动力量表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04，其中“证据影响力”、“机构支持力”、“渠道联接性”、“交流协作度”四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在0.80以上，而“决策方推动力”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低于0.70但在0.60以上，提示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改进。总体而言，本研究设计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表 3)。

3.5 量表效度分析

本研究研制量表的效度水平主要通过评估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来判定。

3.5.1 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主要关注原计划要评价测量的内容在实际测量中能否被反映出来。^[19]本研究量表的编制主要基于概念内涵界定和前期研究文献回顾，依次完成量表提纲框架和问卷初稿；在初稿完成后，再次咨询本研究领域相关的国内外专家进行完善。从编制过程严谨性和条目合理性判断，其内容效度应该是合适的。

3.5.2 结构效度

结构效度指测验或量表能够测量出理论上的概念或特质的程度，分为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

本研究通过平均方差抽取量(AVE)来评价调查量表的收敛效度，若AVE值超过0.50，则收敛效度良好。^[20]如下表中所示，各维度的AVE值均超过0.50，则可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而对于区分效度的评估，通常根据以下两个标准：(1)任意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必须低于0.85，以免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2)各维度间标准化相关系数小于各维度AVE的平方根值。^[21]如表 4所示，本研究量表的五个维度中，任意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最大值为0.571，低于标准值0.85；各维度与其他维度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均小于各维度AVE值的算术平方根。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 讨论

本研究在界定决策转化概念、明晰HTA决策转化动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初步编制相应量表；通过运用量表对HTA研究者进行问卷调查，进一步检验量表信度效度，最终形成涵盖“证据影响力”、“机构支持力”、“渠道联接性”、“交流协作度”、“决策方推动力”五个维度的卫生技术评估决策转化动力量表，这也揭示了HTA研究的成功决策转化与以上五个方面密切相关。首先，HTA研究结果或研究证据必须科学严谨，与决策需要相关且具有实践运用的时效性和实用性；其次，HTA研究机构能够为相应研究成果转化提供指导指南、人员培训、激励机制等支持措施；其三，HTA研究方与决策方等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较为通畅；其四，HTA研究方与决策方等研究结果利用群体在课题选题、调研实施、报告形成、结果传播等关键环节进行较为充分的沟通交流；最后，决策方的推动对HTA研究的决策转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为能够较好解读运用HTA研究证据，积极推动决策转化，不仅仅依据领导好恶或原有做法而拒绝研究证据。

对量表的信度效度分析结果也说明本研究开发的量表印证了HTA决策转化动力的内涵要素，对科学测量HTA决策转化动力有重要的工具支持作用，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究HTA决策转化影响机制奠定了相应理论基础。此外，量表的实践运用将有利于HTA研究人员及时发现相应研究决策转化方面的不足，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完善，这对扩大HTA研究证据在相应社会管理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促进科学决策及循证决策，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本量表的开发基于理论和文献研究，缺乏专家咨询以及针对研究者的定性研究，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同时，由于研究证据的成功决策转化需要多个相关利益群体的协作，而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HTA研究人员，以其视角评价其他利益群体作用时可能存在较大困难，尤其是在目前透明性相对不高的决策环节。如对量表中“决策方推动力”维度下的问题，HTA研究人员不得不通过回忆甚至推测去评价决策方的相关工作，相应的主观评判可能对结果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导致“决策方推动力”因子的信度相对较低。因此，后续研究中考虑对涉及其他利益群体作用的问卷问题作进一步调整，注意选择一些有代表性又较容易通过主观判断反映客观状况的问题。未来还将考虑就同一研究内容编制针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量表，以通过多方印证得出更为精准的研究结论。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