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受到广泛关注。而目前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较大挑战：2015年我国农村45岁以上中老年人精神障碍(含自杀)致死率已位列其主要疾病死亡率第9位，平均每千名农村中老年人中有5人死于精神障碍和自杀①。影响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较多。本文选择家庭内部的视角，分析照料孙辈与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显示，2015年农村中老年人照料孙辈的比例超过50%，预计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该比例可能进一步提升。由于近年来农村中老年人离开居住地照料孙辈的比例逐渐增加，本文在研究设计中将农村中老年人分为流动和非流动两类，前者指离开居住地进行孙辈照料的，后者指待在居住地从事孙辈照料的。
① 数据根据《2016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本文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照料孙辈是损害还是促进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种影响在农村流动和非流动中老年人中是否存在差异？第二，不同居住安排下，照料孙辈行为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哪一种居住安排下的照料行为最能够提升其心理健康？
1 文献综述 1.1 照料孙辈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回顾关于照料孙辈对祖辈心理健康影响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角色压力理论, 其主要观点是照料孙辈需要祖辈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且教养责任还会使祖父母产生心理压力，对祖辈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1-2]70年代出现了与之截然相反的角色提升理论，认为照料孙辈有利于中老年人寻找更加积极的生活方式，且社会支持、情感交流等都有助于对抗孤独和抑郁。[3-4]
实证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于心理健康的测评使用了不同的指标，研究结论也未达成一致。一部分实证研究认为照料孙辈对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Kivnick使用美国的数据发现，照料孙辈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对祖父母有一个补偿作用，能给照料者本人带来愉悦，祖父母角色有助于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提高生活满意度。[5]Grundy等对智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提供孙辈照料的祖辈有更低的患抑郁症的风险。[6]国内相关研究中，Tsai、Ku等对台湾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与不照料孙辈的老人相比，提供孙辈照料的老人出现抑郁症的状况较少，心理健康更好。[7-9] Cong、黄国桂等研究显示提供孙辈照料比不提供孙辈照料更能预防中老年人的抑郁和孤独。[10-12]黄国桂、靳小怡等还指出照料孙辈强度较高的中老年人心理健康为好的概率更大。[12-13]
另一些实证研究结论显示照料孙辈对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影响。Hughes等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照顾孙辈对祖父母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对健康的不利因素是由祖父母的先前特征引起的，而不是提供照料的结果。[14] Leder等发现在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作用下，照料孙辈与祖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度不明显。[15]Chen和Liu研究也认为照料孙辈对祖辈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照料的形式和水平，并受个体特征的影响。[16]
还有一部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照料孙辈对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Burnette对拉丁裔祖父母抚养孙辈的研究显示，照料孙辈的祖父母有抑郁症的比例是全国祖父母平均数的两倍。[17] Minkler、Rawlins、Doley等的研究也均表明照料孙辈可能会限制中老年人的生活范围，其日常活动围绕着家庭，容易产生厌烦感，且照料孙辈的责任还会给祖父母带来精神压力，不利于其心理健康。[18-20]国内研究中，肖雅勤发现照料孙辈的老年人比不照料孙辈的老年人得抑郁的概率更高。[21]
1.2 居住安排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回顾现有文献显示，不同的居住安排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张河川、靳永爱等研究均表明独居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得分最高。[22-23]任强等发现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强。[24]Silverstein等认为和孙辈隔代居住给中国农村老年人带来了更多的情感凝聚力，从而使其心理健康状况更好。[25]而程昭雯等却发现虽然孙子女是祖父母的重要情感支持，但是隔代居住的祖父母有更高的抑郁风险。[26]三代同堂居住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均表明多代同堂居住方式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的抑郁倾向,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24, 27]
1.3 文献述评目前，尚无文献将照料孙辈与居住安排变量结合起来研究不同居住安排下的照料行为对农村流动和非流动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且已有研究是从抑郁或者生活满意度单一层面衡量心理健康；其次，在为数不多的国内研究中，学者们多使用截面数据，而截面数据难以控制个体间的异质性；此外，国内现有研究虽然提到了照料孙辈与祖辈心理健康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但都没有解决。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尝试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边际贡献。第一，本文将居住安排与照料孙辈变量相结合，设计了基于居住安排的照料孙辈的变量，并将抑郁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衡量心理健康。第二，不同于现有文献多集中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本文着重关注了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第三，本文使用了面板数据体现个体异质性，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照料孙辈与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本文采用2011、2013、2015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年的数据。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这些样本每两年追踪一次。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对相关变量进行筛选处理后，最后纳入11 491个观察对象。
2.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本文第一个研究目的是分析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分别用面板Probit(模型1)和OLS(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如果二者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本文即认为OLS模型的回归结果是合理的；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OLS回归结果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解决。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探讨不同居住安排下的照料孙辈行为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此部分运用面板Probit的随机效应模型(模型3)进行估计。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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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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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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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3) |
其中，G(.)表示Probit回归，预测范围在(0, 1)之间；Health为心理健康的二元变量，分别用抑郁状况和生活满意度衡量；模型1和2中的Care为解释变量一“是否照料孙辈”；模型3中的Care_live为解释变量二“基于居住安排的照料孙辈”；X为n个控制变量；β、θ均为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1)抑郁状况。CHARLS问卷中对应10个问题，针对“感到烦恼、很难集中注意力、情绪低落、做事费劲、感到害怕、孤独、睡眠不好、无法继续生活”八个问题，回答“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的评分为0，“不太多”的评分为1，“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的评分为2，“大多数的时间”的评分为3；针对“感到愉快、对未来充满希望”两个问题，回答“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的评分为3，“不太多”的评分为2，“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的评分为1，“大多数的时间”的评分为0，最后对各项评分进行统计，得分在0~30分之间。总分大于20分的记为“有抑郁”，变量赋值为0；总分小于等于20分的记为“没有抑郁”，变量赋值为1。[28](2)生活满意度。通过询问受访者“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对于回答“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意”的赋值为0，记为“差”；回答“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的赋值为1，记为“好”。
解释变量有两个：(1)解释变量一为“是否照料孙辈”(模型1和2)。通过问卷中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您或您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女或重孙子女？”，回答“无”的赋值为0，记为“没有提供照料”，回答“是”的赋值为1，记为“提供了照料”。
(2) 解释变量二为“基于居住安排的照料孙辈”(模型3)。变量定义为：“不和孙辈、子女居住且照料孙辈”的赋值为0；“隔代居住且照料孙辈”的赋值为1；“三代同堂居住且照料孙辈”的赋值为2。
控制变量：本文从中国的文化和家庭背景出发，将个体层面的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四个变量①和社会特征层面的居住安排、经济状况、代际情感支持、代际经济支持、社会资本五个变量纳入控制变量进行模型估计。②其中，居住安排变量只作为模型1和2的控制变量。
① 年龄：剔除45岁以下年龄的样本。性别：男性赋值为0，女性赋值为1。婚姻：本文把“已婚与配偶一同居住”、“已婚，但因为工作等原因暂时没有跟配偶在一起居住”、“同居”记为“已婚”，赋值为0，把“分居(不再作为配偶共同生活)”、“离异”、“丧偶”、“从未结婚”记为“独居/离异/丧偶/单身”，赋值为1。教育水平分为四类：文盲赋值为0，小学及以下赋值1，中学赋值为2，大学及以上赋值为3。
② 经济状况：本文用家庭人均年支出水平来衡量，小于5 910元的记为“低水平”，赋值为0；大于等于5 910，且小于等于12 081元的记为“中等水平”，赋值为1；大于12 081元的记为“高水平”，赋值为2。家庭居住安排分为三类：“不和儿女、孙辈住在一起”赋值为0，“只和孙辈住在一起”赋值为1，“和儿女、孙辈一起居住”赋值为2。代际经济支持：通过问卷“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从您的没住在一起的孩子那里收到过任何经济支持吗”，回答“否”的记为0，“是”的记为1。代际情感支持：通过问卷“您多长时间见到孩子”，回答“几乎从来没有”“每年一次”的记为“很少联系”，赋值为0；回答“半年一次”“每三个月一次”“每月一次”的记为“偶尔联系”，赋值为1；回答“每半个月一次”“每周一次”“每周2~3次”“差不多每天”的记为“经常联系”，赋值为2。社会资本：CHARLS问卷的个人社会资本指标主要通过询问“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进行了下列活动”来获得，共有十个选项，由于“炒股”与个人社会资本关联不大，所以选取9个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参加过记为1，否则记为0，最后将9个指标加总，每个加总指标标准化后作为社会资本的指数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农村中老年人有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差的比例分别为5.63%、13.31%，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有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差的比例比农村流动中老年人分别高2.05%、1.67%。照料孙辈的农村中老年人比例为49.16%，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照料孙辈的比例已有53.58%，高出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5.52%。基于居住安排的照料孙辈变量的样本分布中，不和孙辈、子女居住且照料孙辈的农村中老年人占比超过50%，隔代居住且照料孙辈占比为33.66%，三代同堂居住且照料孙辈的占比最小，仅占16.29%。控制变量中，农村中老年人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超过70%；经济水平较低和得到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农村中老年人比例均超过50%；大部分农村中老年人与子女保持偶尔联系，没有联系的占比最小。居住安排变量中以不和孙辈、子女居住的方式为主，隔代居住的次之，三代同堂居住的占比最小(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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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统计描述/% |
对比表 2和表 3中Probit和OLS回归结果发现，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在Probit回归中，与各自的参照组(不提供孙辈照料者)相比，提供孙辈照料的农村中老年人、农村流动中老年人和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的概率分别高1.9%、3.7%、1.4%；在OLS回归中，与各自的参照组(不提供孙辈照料者)相比，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农村流动中老年人和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Probit和OLS回归结果均显示照料孙辈行为对农村中老年人、农村流动和非流动中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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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Probit回归结果(模型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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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照料孙辈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OLS回归结果(模型2) |
考虑到照料孙辈和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心理健康很差的农村中老年人不太可能提供孙辈照料，本文使用2SLS解决内生性问题。已有文献中，Arpino and Bordone将受访者至少有一个孙子女作为老人提供照料的工具变量。[29]本文选取“是否有0~16岁孙子女”作为农村中老年人是否提供孙辈照料的工具变量。
有效的工具变量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相关性，即必须和内生变量相关；第二，外生性，即必须和误差项不相关。具体到本文，如果家庭中有0~16岁的孙辈，农村老年人更有可能提供照料，满足内生性条件；但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会影响其是否有0~16岁的孙子女，满足外生性条件。表 4显示了2SLS的估计结果。从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来看，一阶段回归中F值大于10①，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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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具变量法下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 |
① 农村流动样本下，关于抑郁状况的一阶段回归中，F值接近10，可能由于样本量较少的原因，本文也认为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从二阶段对抑郁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照料孙辈对农村三个样本的中老年人抑郁症状频率的影响为正，与本文OLS回归结果相反。该结论与Cong、宋璐等学者使用安徽省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照料孙辈可以减少农村老年人抑郁的结论相反[10-11], 与肖雅勤使用CHARLS数据研究结果类似[21]，但上述文献使用的都是截面数据，未控制内生性，本文使用面板数据体现个体异质性，有助于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提高了估计的精确度。
从二阶段对生活满意度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照料孙辈对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负，对农村中老年人和非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仍然为正，但结果不再显著。这与OLS回归结果中照料孙辈对农村三个样本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存在差异。可见，若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显著性被高估，对于其对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存在错估。
3.3 基于居住安排的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3.3.1 基于居住安排的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模型估计为了验证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居住安排差异，本文加入照料孙辈与居住安排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发现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正向影响，而交互项却对其有负向影响，尤其是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基本都显著，但是交互项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也非常显著。这说明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居住安排差异①。
① 鉴于篇幅限制，在此省略交互项回归结果，若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接下来，本文将解释变量二(“基于居住安排的照料孙辈”)引入到模型3进行估计，其参照组为“不和孙辈、子女居住且照料孙辈”。
从农村中老年人总样本来看，隔代居住和三代同堂居住下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有负影响。与参照组(不和孙辈、子女居住且照料孙辈的农村中老年人)相比，隔代居住和三代同堂居住下照料孙辈的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的概率分别低2.3%和2.2%。隔代居住和三代同堂居住对农村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方向相反，但均不显著。
从农村流动中老年人样本来看，与参照组(不和孙辈、子女居住且照料孙辈的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相比，隔代居住且照料孙辈的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的概率低1.7%；三代同堂居住对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的负向影响却不显著。隔代居住和三代同堂居住对农村流动中老年人没有抑郁的影响为正，却均不显著。
从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样本来看，与参照组(不和孙辈、子女居住且照料孙辈的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相比，隔代居住和三代同堂居住下照料孙辈的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的概率分别低2.6%和3.0%。而隔代居住下照料孙辈的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没有抑郁的概率要高0.4%，三代同堂居住下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有抑郁的概率最高。
控制变量中的代际情感支持和代际经济支持的回归结果显示出了比较有趣的结论：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代际情感支持比代际经济支持更有利于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农村中老年人得到的代际情感支持频率越高，心理健康为好的概率越高。与没有得到代际情感支持的农村中老年人相比，与子女保持经常联系的农村中老年人没有抑郁的概率要高2.8%，生活满意度为好的概率要高3.2%(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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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的居住安排下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Probit回归结果(模型3) |
第一，分样本回归检验。首先，分性别样本回归。由于我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男性和女性对待照料孙辈的行为和居住模式可能有不同的态度，本部分考虑样本的性别差异，分性别样本回归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其次，分年龄样本回归。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不同居住模式的态度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分年龄段回归。结果显示，隔代居住和三代同堂居住照料孙辈对各分样本下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方向与显著性和前文基本保持一致，只在概率值的大小上存在区别，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有较好的稳健性。
第二，更换变量检验。Cong认为祖辈与孙辈同住或不同住会影响照料孙辈的强度[12]，而照料强度的不同对祖辈心理健康的影响有差异[14-15]。为了证实是不同的居住安排下照料孙辈而不是照料强度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照料强度”为解释变量①进行回归验证，与低强度照料相比，高强度照料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是不同的居住安排而不是照料强度对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
① 本文把平均每周照料时间“大于0且低于15个小时”定义为“低强度照料”，赋值为0；“大于等于15个小时”定义为“高强度照料”，赋值为1。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照料孙辈既是农村中老年人主动参与家庭活动的一种方式，也是现代家庭中父母照料缺位下，祖辈被迫承担“代理父母角色”的一种行为。本文利用CHARLS面板数据分析了照料孙辈以及基于居住安排的照料孙辈行为对农村中老年人、农村流动中老年人、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1) 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发现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抑郁症状频率有正向影响，对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但对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结果均不显著。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对于照料孙辈的农村中老年人来说，“代理父母角色”要求其付出时间、金钱、精力，同时又相对缺乏经济来源，祖辈角色、父母角色、农业劳动者角色等多重身份会挤压社交角色，加重其生活和心理压力。其次，农村流动中老年人从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流动到子女生活地，失去了从前的社会资本支持，高概率需要迁就子女的需求，从而降低对生活的满意度。
(2) 不同居住安排下的照料孙辈行为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一，总体来看，不和孙辈、子女居住且照料孙辈的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的概率最高。这可能是因为其在照料孙辈，收获“含饴弄孙”乐趣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能相对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第二，分样本来看，三代同堂下照料孙辈的农村非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的概率最低，这可能是因为，其和子女、孙辈共同生活，可能由于经历、受教育水平、生活习惯及教育理念等方面的不同，易与子女产生冲突，激化家庭矛盾。第三，分样本来看，隔代居住下照料孙辈的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好的概率最低。这可能是因为和孙辈隔代居住下，农村流动中老年人一方面要适应新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其需要单独照料孙辈，双重压力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产生负面影响。
(3) 代际情感支持比代际经济支持更有利于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农村中老年人得到的代际情感支持频率越高，心理健康为好的概率越高。
4.2 建议第一，由于照料孙辈对农村中老年人抑郁症状频率有正向影响，对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首先，政府可以支持兴办农村婴幼儿托管服务机构，并在规范托管市场、提高服务人员素质、加强监管等方面提供保障，减轻农村中老年人的照料负担；其次，政府应加大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引导专业心理医师和志愿者为农村中老年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再者，政府应针对农村流动中老年人的社会支持需求，为其组织相应的文体活动，提供社交场所与健身条件。
第二，传统的三代同堂情况下照料孙辈并不利于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鼓励和支持照料孙辈的农村中老年人与子女保持“一碗汤的居住距离”，即不同户但保持合理距离就近居住。
第三，代际情感支持比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更强，因此政府可以倡导子女经常与父母保持联系，关注对父母的精神慰藉。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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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赵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