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第一支医疗队开始，中非卫生合作理念逐渐由“援助”走向“援助+合作”，并向“共融”式发展迈进^[1]，呈现出合作形式多边化，合作内容多样化，合作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与特点^[2]。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医疗服务合作成果丰硕，卫生创新合作蓬勃发展。^[3]但中非卫生合作中仍存在着援助动机被质疑^[4]、卫生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不足、医药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存在瓶颈^[2]，合作缺乏协调和透明度^[5]及对非洲医疗卫生服务和产品的标准、相关法律及监管办法研究不够等问题^[6]。

关于国际卫生合作的影响因素，Olushayo Olu等认为与合作协调度、语言、政治与政策环境等有关。^[7]汪瑶等认为卫生需要、合作环境、合作关系是影响卫生合作的主要因素。^[8]丁鸿认为跨部门协同度、供求匹配度、政策保障力会对援助有效性产生影响。^[9]此外，援助资源、援助形式^[10]以及受援国的收入水平^[11]、国内政策^[12]也被认为是影响援助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现有中非卫生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国与非洲卫生合作相关政策、文件，或者对援非医务人员以及非洲来华培训人员进行调查^[13-14]，分析和比较以得出经验和启示。研究中缺乏中国与非洲国家双方对卫生合作的意向及影响因素的调研，因此，本研究借中非卫生合作高级别会议2018年8月在北京召开之际，对中国与非洲国家参会代表开展问卷调查，旨在从中方、非方两个角度，了解中国与非洲国家对中非卫生合作的态度、意向及需求，探究影响中非卫生合作的主要因素，期望为进一步深化中非卫生精准合作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2018年中非卫生合作高级别会议的中方与非方参会代表。会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于8月17—18日在北京举办，参会人员包括中国与非洲国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及医药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参会的中国政府部门包括中国外交部、发展合作署、国家中医药局等，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参会非洲国家包括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加纳等36个国家。

1.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参会中方与非方代表进行调查，问卷分为中文与英文版，两版问卷相互匹配。其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合作意向和影响因素等方面。一般信息包括：国家、单位、职务/职称、工作年限、单位性质；合作意向和影响因素包括：是否参与过合作、是否有合作意愿、合作态度等；卫生合作原因、影响合作的主要因素、合作有效途径、合作内容等。

1.3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贯穿问卷调查及数据处理全过程。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时，调查员按编码规则进行问卷统一编码，当场回收问卷并检查是否填写完整，评价问卷填写认真程度。采用问卷星进行数据双人双录入，确保录入准确率为100%。数据库整理时，根据认真程度评价及逻辑检错对数据进行核查与处理，以确保数据质量。问卷剔除标准为：(1)问卷空题≥4；(2)答案有逻辑错误；(3)关键题目即合作意向一题答案缺失；(4)对国际合作是否熟悉问题的选择为非常不熟悉。

1.4 统计分析

使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中非卫生合作的态度、意向及需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合作意向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时，以是否有计划参加中非卫生合作为因变量，选取合作支持度、合作影响因素、合作有效途径、合作内容4大类共23个自变量，先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0.20；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筛选方法为逐步回归法，变量引入标准为P < 0.10，剔除标准P>0.1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353份，获取有效问卷324份，其中中方198份，非方126份，有效回收率为91.8%。中方调查对象平均工作年限为13.5年，主要来自政府部门(33.8%)、企业(25.3%)和医疗机构(22.2%)。非方调查对象平均工作年限11.8年，主要来自政府部门(54.8%)、教学机构(19.0%)和医疗机构(11.1%)，非方来自企业的人数较少。

2.2 中非卫生合作意向及合作意向领域

在是否有合作意向上，中非双方均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关于合作意向的领域，中方合作意向的重点领域为医学人才培养(35.9%)、疾病防控(35.4%)和卫生发展援助(25.3%)，非方为疾病防控(46.8%)、医学人才培养(45.2%)和医院管理合作(23.8%)。中方与非方在疾病防控、传统医药合作、健康产业合作领域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非方在疾病防控、健康产业合作领域的意向高于中方，在传统医药合作领域的意向低于中方(表 2)。

2.3 中非卫生合作相关因素对比分析

在是否需要开展合作方面，90%左右的中非方受访者认为需要；超过90%中非方受访者认为政府和民众支持中非卫生合作，特别是非方赞成中非卫生合作是本国卫生事业的重要补充(P=0.007)。关于卫生合作原因，非方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医疗卫生的需要(84.1%)，中方受访者认为除了医疗卫生的需要(53.0%)，国家外交的需要(72.7%)也是主要原因，且中非方各原因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卫生合作影响因素层面，中方受访者认为安全风险(53.5%)是最主要因素，非方受访者认为伙伴关系(88.1%)是最主要因素。中方受访者认为安全风险、相关政策、文化风险、法律制度、交通的便利性是影响因素的比例均高于非方(P < 0.05)，非方受访者认为伙伴关系、产品质量与认证是影响因素的比例高于中方(P < 0.05)。在卫生合作渠道方面，中非双方超过半数被调查者认为通过政府协议或接洽是最有效的途径，且双方对各有效途径的排序相同。此外，中方受访者认为通过无偿援助或无息贷款是有效途径的比例高于非方(P < 0.05)。关于需要合作的内容，中非双方均认为疾病防控、医学人才培养、医院管理合作是需要合作的主要内容，对传统医药合作需求均不高。80.3%中方受访者认为疾病防控是需要合作内容，高于非方的63.5%(P < 0.05)；非方认为健康产业合作是需要合作内容的比例高于中方(P < 0.05)，这与意向合作领域所得结果一致(表 3)。

2.4 中非卫生合作意向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4.1 单因素Logistic回归

合作意向为因变量Y，回答否或不清楚赋值为0，回答是赋值为1。选取合作的支持度、影响因素、有效途径、内容4大类共23个自变量进行0、1赋值，分析时以赋值小者为参照，即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以0为对照。

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自变量筛选时，为避免遗漏可能存在的重要因素，设定P < 0.20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对中方来说，文化风险、安全风险、资金的便利性以及合作渠道是可能影响卫生合作意向的因素；对非方来说，合作支持度、伙伴关系、资金的便利性、通过政府协议或接洽、医学人才培养和卫生发展援助可能是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表 4)。

2.4.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

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自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自变量筛选方法为逐步回归法，变量引入标准为P < 0.10，剔除标准为P>0.15。结果显示，对中方来说，资金的便利性、合作渠道是影响卫生合作意向的主要因素；对非方来说，合作支持度、伙伴关系、医学人才培养是影响卫生合作意向的主要因素(表 5)。

3 讨论 3.1 中非卫生合作形成共识，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0%的中方与非方受访者均认为政府和民众支持卫生合作，80%左右中非方受访者有进一步进行卫生合作的意向，这体现出中非双方对卫生合作的认可与支持。对合作原因的调查发现，非方认为医疗卫生的需要是中非卫生合作最主要原因，中方认为国家外交的需要、医疗卫生的需要是主要原因，这与中国对非医疗援助是外交意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这一观点相一致^[15]，中非方受访者一致认为医疗卫生的需要是合作的主要原因，充分说明中非在卫生合作领域有共识，印证中非卫生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是互利共赢的重要体现^[16-17]。

3.2 中非合作意向的重点领域是疾病防控和医学人才培养

关于意向合作领域，中非双方对疾病防控和医学人才培养的合作意向都较高，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2-3]结合非洲医疗卫生现况，非洲地区传染病种类繁多，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也不断攀升，但其疾病防控体系较薄弱，所以非洲需要在疾病防控领域合作以提升其防控能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面临着传染病的跨境传播问题，中国也遭受过输入登革热、疟疾和其他传染病的威胁^[18-19]，所以中国也需要提高跨境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中非方在疾病防控领域有进行合作的现实需求，这也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提出的帮助非洲抗击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要求相一致。^[20]

医学人才培养也是中非意向合作重点领域，这与非洲地区卫生人力资源严重缺乏有关。^[21]非洲地区承受着全球22%以上的疾病负担，但只有全球3%的卫生工作者^[22]，非洲国家亟需提升卫生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为非洲援建了诊疗技术示范培训中心；开展了卫生人员交流与培训、援外医疗队带教培训、援外学位学历教育、派遣青年志愿者赴非洲等活动。^[23-24]非方可利用中国在医学人才培养领域的优势改善其卫生人力资源现状。

3.3 传统医药及健康产业领域的合作需求仍需激发

调查结果显示，中方与非方对传统医药、健康产业领域的合作存在分歧。在传统医药领域，中方的合作意向高于非方。有研究显示，中草药在治疗疟疾、肝炎等传染病方面有独特的疗效，且中医治疗的价格是西医的1/10^[25]，而且非洲大量草药没有被充分开发利用，中国药品在非洲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中方对传统医药的合作意向较高。但中国传统医药在非洲发展存在着语言障碍、中药产品说明书过于简单或欠规范、假冒伪劣药品和跨文化差异等问题^[25]，这使非方对中国传统医药认识不足，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意向较中方低。

在健康产业领域，非方的合作意向相对较高，这与非洲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有关。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不断增加，越来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加乐意在健康领域加大投入。^[26]中方在健康产业合作意向较非方低，可能与中国与非洲之间信息不对称、语言障碍、法律壁垒等有关。^[27]中国对非洲某些国家或者地区的卫生规划、医药监管政策、产业基础等了解不多，在健康领域对非方的需求做到精准匹配有一定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非方在传统医药领域以及中方在健康产业领域的合作意向较低，这与以前研究结论不同。^{[3, 28]}其原因在于中非地理上相距遥远, 文化共同点少导致文化距离大，所以非方不是所有的人对传统医药领域有相同的认知，本次调查仅反映参会代表的意见。因此，中国应该加大对传统医药的宣传，让非洲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需要更全面的了解非洲，了解其健康产业的需求，从而促进中非卫生和文化的融合，推进传统医学和健康产业领域的合作。

3.4 伙伴关系是中非卫生合作的基础，安全风险是合作的考量

调查结果显示，中非双方均认为伙伴关系是影响中非卫生合作的重要因素，且非方对此因素的感知明显高于中方。中国与非洲国家一直保持着传统友好的外交关系，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机制的建立使得中非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中非关系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9]，中非合作从“十大合作计划”发展到“八大行动”^[16]。中非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卫生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化，伙伴关系是中非卫生合作的重要基础。并且，中国与非洲国家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下开展合作，中国承诺并切实履行了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尊重非洲各国发展道路^[30]，这对非洲国家来说具有强大吸引力，因此非方对伙伴关系的感知较高。

安全风险是影响中方卫生合作的首要因素，这与非洲局部地区动荡不安、治安威胁突出^[31]以及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埃博拉等传染病肆虐^[32]有关，反映了中方对援非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卫生安全的担忧。

3.5 文化差异是中非卫生合作的障碍，产品质量是合作的保障

文化风险、法律制度也是中方对中非卫生合作担忧的重要方面。非洲国家使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各地文化与制度有所不同^[33]，语言障碍、文化及制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非卫生合作。此外，产品质量与认证是影响非方卫生合作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与中国药品应对注册及标准准入能力薄弱有关，中国认证而获准进入非洲市场的中国药品较少^[34]，中非医药标准对接工作仍需加强^[35]。并且，有不少非洲国家反映当地有“来自中国”的假冒伪劣药品，这对中国药品在非洲市场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34]，因此良好的产品质量是可持续合作的保障。文化差异、产品质量与认证对合作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2]

3.6 中非合作意向的影响因素各有侧重，为精准合作提供方向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资金的便利性、合作渠道是影响中方合作意向的主要因素。由于非洲国家投资环境欠佳，中国政府加大对境外投资项目审批和监管力度，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变得谨慎；在非运营的中资企业由于难以获得中资银行贷款以及所在国贷款而融资不足；中资企业所在国对外汇管制严格，资金难以汇回国内。^[36]因此，对中方来说，资金的便利性是影响合作意向的重要因素。关于合作渠道，中方认为通过政府协议或接洽是主要途径，这与伙伴关系是主要影响因素这一结果相呼应，反映了合作主要由政府引导支持。^{[15, 37]}

对非方来说，合作支持度、医学人才培养和伙伴关系是合作意向影响因素。关于合作支持度，超过90%非方代表对中非卫生合作持支持态度，对合作的支持是合作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医学人才培养是合作意向影响因素，这与医学人才培养是合作意向重点领域这一结果相一致，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伙伴关系也是合作意向影响因素，这与伙伴关系是主要影响因素，且非方对伙伴关系的感知较高这一结果相呼应。此外，上述因素尤其是资金的便利性，不仅影响中非卫生合作，对涉及卫生领域的经贸合作，如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也有重要影响。^{[2, 35]}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中非卫生合作的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在今后的中非卫生合作工作中，为更好地开展精准合作，以下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加强政府引导支持，巩固合作伙伴关系，完善相关合作机制与政策保障。政府和民众的支持是影响合作意向的重要因素，建议中非在制定政策与合作规划时，进行充分调研与交流，明确双方需求以实现精准合作，并落实好各项规划与项目。二是加强在需求集中的疾病防控和医学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促进传统医药和健康产业领域的合作。可通过加强卫生基础设施、专业队伍建设等提高疾病防控能力；促进中非卫生人才交流与科研培训、联合研究以提升卫生人才水平；加强传统医药合作研发、生产、加工与宣传推广工作，开拓医药流通渠道，推动中非传统医学界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多的了解非洲在健康领域的需求以促进健康产业合作。三是了解、克服卫生合作过程中的障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合作开展。建议中非加强产品质量与认证工作，实现医药标准对接；加强和平安全与卫生领域的合作，了解、克服文化及制度差异等障碍。四是畅通合作渠道，促进资金融通、技术交流与信息共享，促进中非卫生的可持续化发展。

总之，基于参会代表的调查，中非卫生合作前景广阔，未来应该以疾病防控和医学人才培养为合作重点。中非应在政府引导支持下，巩固伙伴关系，加强产品质量与认证，疏通合作渠道，促进资金融通、技术交流与信息共享，进一步深化中非卫生合作。

5 局限性

本次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本次调查对象为会议所邀请的嘉宾，主要由各国卫生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医药企业及国际组织代表等组成，故参与调查者单位性质在中非双方的总体构成比例不完全匹配。同时，受中非双方参会代表的职业、工作经历、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特征不同影响，而产生的混杂难以避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扩展及均衡调查对象的身份构成，进行不同机构类别的比较研究。但本次受访者，政府机构人员占比大，同时涉及非洲36个参会国家中的35个国家的代表，因此一定意义上能很好的反映中非政府间合作的意愿。

致谢

感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对本次调查的支持。感谢参加本次调查的所有武汉大学健康学院同学。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