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高达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进入退休群体, 退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1]退休老年人群不但需要面对随着年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罹患各类疾病的风险,同时,由于退休而带来的诸如时间安排、社交网络、社会地位等生活上的改变也对他们的健康状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2]鼓励退休老年群体再就业作为目前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仅可以缓解老龄化国家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对提升老年人群健康水平也大有裨益。国外已有研究表明,与退休后不存在劳动参与行为的老年群体相比,退休后存在劳动参与行为的老年人群拥有更好的健康状态。[3-5]国内现有针对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探讨、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鲜少关注劳动参与对退休老年人群身心健康的影响。本研究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退休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对其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影响,为促进我国老年群体健康改善提供理论指导,为延迟退休等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策略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本研究资料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2013年、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鉴于以户籍对城镇和农村人口进行划分,将会遗漏农村户口进入城镇工作并最终被城镇养老系统覆盖的人群[6],本文选取包括农村户口在内的报告已办理退休手续(包括内退,不包括农保退休和退职)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剔除60岁以下及关键变量缺失者, 最终得到1 757例有效样本,其中退休后存在劳动参与行为样本436例,不存在劳动参与行为样本1 321例。
1.2 变量描述 1.2.1 自变量本文选取退休后存在劳动参与行为作为自变量,其代指老年人在办理退休手续后继续进行劳动参与。CHARLS问卷中涉及劳动参与有以下6个问题:(1)过去一年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10天以上;(2)过去一周至少从事1小时获取报酬的工作;(3)是否有工作但目前处于暂时休假状态;(4)在您办理了退休后是否有过获取劳动报酬的经历;(5)过去两年您工作过吗?包括挣工资工作、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或不拿工资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但不包括家务劳动、义务的志愿者活动;(6)您目前是否从事小的消遣性的工作但是也有收入。以上问题中,受访者只要有一项回答:“是”,即识别为存在劳动参与行为,赋值为1,反之为0。
1.2.2 因变量老年人口健康测量包含自评健康、躯体功能、各种疾病患病率、心理健康等多种维度。[7]为全面探究退休后劳动参与行为对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本文结合CHARLS指标类型,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选取了慢性病患病情况(种)、日常生活能力及认知功能三个相关变量对老年群体生理健康进行客观评价。[8]抑郁情绪是用来衡量心理健康的一个常用指标,在本研究中被纳入作为衡量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的指标之一,同时研究选取了用以测量老年群体心情、兴趣、心理等主观完美状态的生活满意度指标共同对其心理健康进行测量。此外,自评健康作为衡量个体健康的有效指标,已有诸多研究证明其与失能率、死亡率等健康结果高度相关[9],研究选取自评健康以作为对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估。
研究根据CHARLS问卷相关问题将自评健康分为好、一般、差三个等级。日常生活能力的测量包括基本日常生活能力(穿衣、洗澡、吃饭、上下床、上厕所、大小便)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打电话、做家务、做饭、吃药、购物和财务管理),对每个测量条目的答案从“无法完成”至“没有困难”依次赋分0~3分。认知功能包括定向力、注意力、记忆力和视觉空间能力4个部分,共计21题,受访者每答对一题赋分为1,反之为0。抑郁情绪共计10个测量条目,包括8个消极问题和2个积极问题,对于积极问题各选项依次赋分0~3分,消极问题反之。此外,问卷对受访者的14种慢性病患病情况及其在生活、健康、医疗、婚姻和子女关系五个方面的满意度进行调查,本文根据受访者回答记录其患慢病数量,同时选择与劳动供给相关性最强的“生活满意度”作为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一项测量指标。[6]
1.2.3 匹配变量本文的匹配变量包括:(1)基本人口学因素: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口;(2)社会特征因素: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家庭收入、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是否照顾孙辈、退休金金额、退休身份;(3)健康行为因素:社交活动、睡眠、是否吸烟、是否喝酒以及是否残疾。具体变量及描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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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 |
老年群体在退休后是否选择继续参与劳动受主观及客观因素影响,年龄、生活方式乃至健康状况等个人因素均会影响其是否做出再就业决策,再就业与健康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区分。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退休后再就业对老年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则极易因忽略自选择偏差而导致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可以消除选择性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选择劳动参与的退休人群视为干预组,不选择劳动参与的退休人群视为对照组,将其健康状况视为退休老年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构建用以估计退休老年群体劳动参与概率的Logit模型,基于倾向得分进行匹配并估计退休后劳动参与对老年人群健康状况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reated, 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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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为指示变量,当退休老人选择劳动参与时,Di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Xi表示影响样本i是否劳动参与的一系列特征变量;Yi(1)和Yi(0)分别表示干预组和对照组老人健康状况。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k-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以及核匹配法三种不同方法进行样本匹配, 若最终结果近似,可视为估计结果稳健。[10]所有的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均应用Stata 15.0完成。
2 结果 2.1 退休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倾向得分估计表 2报告了退休老年群体是否选择劳动参与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户口、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子女经济支持、饮酒、退休金是老年群体再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男性、年龄小、在婚状态、家庭收入低、农村户口、有子女经济支持、饮酒、退休金金额低的人更倾向于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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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退休老年群体劳动参的Logit模型估计 |
图 1为核密度曲线,其显示参与劳动与未参与劳动老年群体倾向得分匹配前存在重叠区域,匹配后两组的PS值更加接近,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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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核密度曲线 |
表 3报告了以核匹配为例的干预组和对照组样本之间特征变量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匹配后所有匹配变量的偏误比例皆有下降,标准偏误均小于10%。t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两个老年人样本组在其特征匹配变量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匹配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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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平衡性检验结果 |
表 4报告了退休后劳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为保证样本估计的稳健性,本研究分别利用K近邻匹配(1∶3)、半径匹配(半径0.02)、核匹配(宽带0.06)三种方法进行匹配。以核匹配为例,结果显示,劳动参与对退休老年群体自评健康、慢性病患病情况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0.099、-0.324、0.562,且效应均具有显著性,而对认知功能、抑郁情绪及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则并不显著。即劳动参与能够让退休老年群体自评健康、慢性病患病情况得分分别降低0.099、0.324,日常生活能力得分提高0.562,由本研究变量定义可知,自评健康、慢性病患病情况得分越低,健康状况越好,日常生活能力得分越高健康状况越好,说明劳动参与可以显著改善退休老年群体自评健康、慢性病患病情况及日常生活能力。K-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结果与之类似,说明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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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退休后劳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
本研究样本中存在劳动参与行为的老年人比重约为24.8%,采用Logit模型进行倾向得分估计后结果显示,年龄、性别、户口、婚姻状况等基本人口学因素均为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低龄和已婚老年群体选择劳动参与的比例较高,考虑是在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影响下,老年群体在退休后自身有能力的情况下仍然希望可以为家庭做出一定的贡献;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倾向于继续工作,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符合传统认知中男性更倾向于社会生产型劳动的普遍观念。[6, 11]同时,习惯饮酒的老年人更愿意继续工作,考虑是拥有饮酒习惯的老年人在退休前可能更热衷于人际交往,继续工作有助于其社交活动的维持。此外,有子女经济支持、家庭收入低以及退休金金额较低的老年群体也更倾向于继续参与劳动。其选择继续劳动的动机可能更多出于家庭经济因素考量。已有研究显示,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出于利他动机,会比没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更希望通过自身劳动来减轻子女养老负担。[12]
3.2 退休后劳动参与和生理健康的关系以往研究发现,退休后存在劳动等行为对于老年群体生理健康的正向作用仅体现在日常活动能力水平的提高。[11]本研究分析显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老年群体除了拥有更强的日常生活能力外,其慢性病患病情况较非工作人群也更为乐观。以核匹配结果为例,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了样本的自选择偏差后,相比于退休后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且个体特征相似的的老年人群,参与劳动能够使老年人群的日常生活能力及慢性病患病情况得分分别提高0.607和0.271,且效应均具有显著性。这一结论与Dave等的研究结果近似。[4]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慢性病患病风险不断增加,退休后继续参与劳动可以使得老年群体维持较高的活动频率,延缓其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使其拥有更好的日常生活能力。[4, 11]此外,劳动参与者拥有更加规律的生活作息。Grossman曾指出,个人需要健康是因为它有助于他们赚取更多(投资方面)和感觉更好(消费方面)。[13]劳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将会促使劳动者更渴望去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来保持劳动状态,这些都有利于其生理健康状态的提升。
研究还分析了退休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和认知功能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劳动参与对认知功能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这与以住研究结果一致。[11]考虑认知功能的影响机制复杂,受个体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且进入老年阶段后的劳动参与受经济压力因素驱导较多,因此短期内可能难以对其认知功能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3.3 退休后劳动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有研究表明,社会参与能够改善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促进老年群体身心健康。[14, 15]本文将退休后老年群体继续参与劳动视为其一种社会参与的形式进行探究,然而,研究结果显示,退休后老年群体的抑郁情绪及生活满意度并没有因其继续参与劳动而发生改善,甚至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尽管该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一致。[6, 11]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一是由于现阶段,推动我国退休老年群体选择继续参与劳动的因素中,家庭经济压力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大多数选择退休后继续参与工作的老年人,更多的是为了能够通过工作获取经济报酬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减少子女供养负担,甚至是为了维持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能力以缓解子女的经济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的再就业选择,并不能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二是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安享晚年”的传统思想影响,且退休后老年群体选择继续工作并不完全出于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目的,以经济压力为主要因素而工作的老年群体将难以体会到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三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对于老年求职者存在年龄歧视,除了一些高学历的专业返聘人员,很多老年人只能从事一些零工或是参与农业劳动,其所付出的劳动力与获得的经济回报也将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3.4 退休后劳动参与和自评健康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退休后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群相比,退休后继续参与劳动的老年人群自评健康状况更好。劳动参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退休老年群体的自评健康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已有研究表明,退休会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2, 16]其中,退休后显著减少的社交活动以及经济收入均为可能的诱发机制。退休后继续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余热,可以缓冲老年人由于完全退离劳动力市场后生活作息改变、社交活动减少以及社会地位转变所带来的心理落差。尽管劳动参与不能显著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但是其对生理健康的改善也有助于老年群体对自己的健康水平产生更为积极客观的评价。
4 结论与建议综上所述,劳动参与行为总体来看并不会对退休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提升退休老年群体的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能力及改善老年群体慢性患病情况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在当前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形势下,为缓解我国养老医疗服务压力,积极鼓励老年群体参与劳动,使其保持和社会的紧密关联,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群身体健康水平,引导“老有所为”社会氛围的形成,不失为促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实现的一条有效途径,也为我国今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在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中,鉴于延长劳动年限从健康角度出发的可行性,有关部门可以考虑适度弹性延迟退休年龄,以鼓励健康状况尚可且具有劳动意愿的老年群体继续活跃在劳动力市场;此外,老年求职者在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中相对处于劣势,增设一定量的适合老年群体的就业岗位,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以保障老年群体就业质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就业者的健康状况提供更好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在鼓励退休老年人群体继续参与劳动的同时,要多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变,积极完善相应配套措施以提升老年就业者对生活的满意度,使其拥有更高的身心健康水平。
研究局限性
需要说明的是,退休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与其劳动参与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于自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尚不能对劳动参与是否会对老年群体健康状况产生直接影响作出因果推断,未来仍需进一步利用纵向的动态研究予以阐明。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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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