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国务院于2019年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作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关键基础,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点。而作为人力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引起不同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二者影响路径机制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如“预算约束放松说”“效率提升说”的理论学说。教育和健康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正向因果关系、反向因果关系和无因果关系。[1]国内众多研究发现教育对于个人的健康状况有积极作用,并通过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两类路径发挥作用。[2]张文宏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个体健康水平越高,而且这种影响存在城乡、地区性差异,并通过物质性中介变量(职业和收入)和认知性中介变量(生活方式)产生影响。[3]李黎明等利用2016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对个体健康有显著影响,经济地位、生活方式是教育影响健康的有效中介因素,这两种中介因素的影响程度会随生命历程发生转变。[4]王远伟等研究发现,总体上教育具有提高个人身体健康水平的显著作用,这种作用会受到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化。[5]也有研究认为教育和健康的中介因素分为三类:个人习得的物质性人力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地位提升、个人的教育成就还能够通过培养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来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人们在学校学习中也会逐渐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6]由于受调查样本的时间、年龄段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对于健康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而这种相关关系是否确定是正向的相关关系?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是否是受教育程度影响健康状况的中介因素?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的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逐步回归方法研究我国中老年人口教育和健康相关关系,以期对教育发展和中老年人口健康生活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的数据为基础, 采取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覆盖了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个县、450个社区(村),面向年满45岁的人口开展调查,问卷设计基于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HRS)、英国老年追踪调查(ELSA)以及欧洲的健康、老年与退休调查(SHARE)等国际老龄化相关调查经验,既保证了问卷设计的科学性,也使其具有国际可比性。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数据,最终得到15 691例有效样本。
1.2 变量描述 1.2.1 因变量人口健康的度量包括自评健康、躯体健康、疾病患病率和心理健康等方面。[7]本文的因变量是中老年人口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三部分,结合调查问卷和已有文献梳理,分别选取慢性病患病种类数、CESD-10量表、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来测量(表 1)。CESD-10量表包含2个积极性题目和8个消极性题目,题目选项分别赋值0~3分,分值越高表明抑郁的风险越大。问卷调查受访者在ADL 6个方面(穿衣、洗澡、吃饭、上下床、上厕所、控制大小便)和IADL 5个方面(家务、做饭、购物、管钱、吃药)是否存在困难,设置4个选项:没有困难、有困难但可完成、有困难需要帮助、无法完成,分别赋值0~3分,分值越高表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差。
为研究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在教育对健康影响的中介效应,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作为两个潜变量各由4个观测变量来描述(表 1)。潜变量之一健康行为由是否锻炼运动、吸过烟、喝过酒、社会参与活动4个观测变量组成,有锻炼运动、未吸烟、未喝酒、参加社会活动为积极健康行为,不锻炼运动、吸烟、喝酒、不参加社会活动为风险健康行为;潜变量之二社会经济状况由家户收入、是否有商业医疗保险、金融资产状况、职业状况4个观测变量来衡量,其中家户收入和金融资产状况取对数处理,职业状况将其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NGO组织或个体户设为管理类职业,其他设为普通类工作。受教育程度根据受访者受教育水平同相应学历的学制转换成受教育年限时长的连续变量。
1.2.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特征和地区特征,具体为年龄、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城乡背景、地区背景和地区人均GDP,变量情况详见表 1。
1.3 实证方法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在教育对健康的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模型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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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表示第i个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具体由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来衡量;Mi表示第i个受访者教育影响健康的中介变量;Ei表示第i个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Xi表示控制变量。本文使用Stata16.0软件采用逐步回归检验法和PLS-SEM结构方程模型通过Bootstrap检验[8]来分析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中介效应。
2 实证分析结果 2.1 PLS-SEM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对潜变量复杂的机构进行系统分析,主要分为两类: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协方差结构分析方法(CB)和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方差分析方法(PLS)。PLS-SEM模型对数据无任何分布要求,在小样本和数据呈偏态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故本文选用PLS-SEM分析方法,模型拟合的R-Gof=0.966,Average R2=0.108,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标准化路径系数通过Bootstrap检验均在0.01的水平下显著,DG指标均在0.7左右,AVE也在达到可接受水平。躯体健康、心理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衡量健康状况的标准化系数均在0.5以上,锻炼、吸烟、喝酒、社会参与情况衡量健康行为的标准化系数多数在0.5以上,家户收入、商业医保和职业及金融资产衡量社会经济状况的标准化系数多数在0.6以上,这说明外显变量对潜变量的衡量水平较好。
如图 1所示,教育对健康的直接效应系数是-0.132,通过健康行为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是0.298×(-0.056)=-0.017,通过社会经济状况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是0.375×(-0.212)=-0.080。因此,教育对健康影响的总效应是(-0.132)+(-0.017)+(-0.080)=-0.229,即教育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健康状况提升0.229个单位,其中教育通过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两个路径影响健康状况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7.4%和34.9%。由此说明,教育对中老年健康状况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并通过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产生影响。
通过PLS-SEM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发现教育对健康具有正向积极的影响,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起到比较重要的中介作用。下面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来检验教育是如何影响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在分析模型中,模型1、5、9仅包括控制变量和受教育程度,模型2、6、10加入了健康行为的观测变量考察中介效应,模型3、7、11加入了社会经济状况的观测变量考察中介效应,模型4、8、12为全模型。
表 2结果发现,教育对中老年人的躯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政治面貌、民族、城乡背景、地区背景和地区人均GDP对躯体健康有显著作用。健康行为中吸烟对躯体健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社会经济状况中只有职业和金融资产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表 3结果发现,教育对于中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控制变量中除了年龄均有显著影响,但是随着中介变量的逐步加入,东北地区特征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再显著。健康行为中锻炼运动、吸烟和社会参与对健康均有显著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均对健康有显著作用。同时,模型的R2出现增长,说明模型的综合解释力不断增强,教育对健康的影响系数不断减少,说明教育的影响作用随着中介变量的加入影响作用减弱,即教育通过良好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提升心理健康程度。
表 4结果发现,教育对中老年人口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健康行为中的吸烟、社会参与和社会经济状况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城乡背景和中部地区有显著影响。模型的R2出现增长,说明模型的综合解释力不断增强,随着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变量的逐渐加入,教育的影响系数逐渐变小,说明教育通过良好健康行为(减少吸烟、提高社会参与度)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来提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教育对中老年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有直接和间接的正向作用,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教育对中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显著的直接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中介变量发挥正向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有自控力加强锻炼运动,越能了解吸烟、喝酒对身体的危害,更有可能获得社会参与的机会或者在社会参与中获得情感支持,养成更科学的健康生活习惯,同时会更有可能获得相对稳定、收入较高的工作机会,职业地位相对更好,更有可能获得多的金融资产,进而具有更好的社会经济状况,从而让自己健康状况相对更好。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9-11], 也验证了预算约束放松说和效率提升说[12]。但是,教育对中老年人口的躯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这在以往研究中也得到证实。[9]
3.2 教育通过健康行为、社会经济状况影响健康状况的路径存在差异性本文通过逐步回归发现教育对躯体健康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是通过健康行为中的锻炼运动和吸烟显著影响了中老年人口的躯体健康。教育通过健康行为中的锻炼运动、吸烟、社会参与三种行为显著影响其心理健康,通过吸烟、社会参与显著影响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锻炼运动需要适度科学进行,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状态。不难发现,吸烟对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均有负面的影响,社会参与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众所周知,吸烟有害躯体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因为吸烟可能容易引发肺部、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病以及损坏其神经系统,同时,有研究发现长期吸烟可能会促使大脑关闭自己制造多巴胺的机制,降低其应对压力、减缓焦虑的能力,对心理健康产生危害。[13]社会参与有助于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的衰退,继续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价值,更容易有心理获得感和拥有更好的日常生活能力。[14, 15]当然,心理健康程度高和较好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可能也会促进社会参与。社会经济状况中职业和金融资产均对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家户收入和商业医保对躯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教育是个人社会经济状况获得的重要途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中老年阶段实现经济独立,有相对充足的日常生活来源和医疗保障[16, 17],从而拥有更好的健康状态。
3.3 在受教育程度相同背景下,个体特征和地区特征会影响其健康状况在控制变量中,研究发现年龄对躯体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年龄增长,躯体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而对心理健康没有显著性影响,这说明心理状态的程度和年龄的相关性较弱。性别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相对男性而言女性中老年人存在躯体健康问题、心理抑郁、日常生活能力受损的可能性较大。[18]城乡背景、地区背景和地区人均GDP对于健康状况均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城镇地区人口的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相对较好,但躯体健康相对较差,这可能是由于乡村地区中老年人口限于医疗条件等原因对于慢性病的评估诊断被低估,东部地区或地区人均GDP相对较高的地区中老年人口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方面表现较好。
基于上述结论和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在老龄化社会发展背景下,更需要高度重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提高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更好地实施终身教育理念,特别是对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的教育普及,有利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提高整体健康水平。(2)持续关注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人口健康状况,统筹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医疗条件等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缩小人口健康平均水平差距。(3)加大对中老年人社会属性的发挥,提高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创新性开拓适宜发挥中老年人经验智慧的社会参与渠道,帮助其更好地保持与社会的融入程度,激发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活力。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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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