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3.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1
2.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3.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erbin Heilongjiang 150081, China
随着城市化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流动人口总数持续增长。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流动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503.02万增长到2015年的1 304.30万,增加了将近1.6倍。对流动老人而言,居住地的改变不仅使其与流出地的亲朋好友、单位同事等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疏远[1-2],也使其脱离了既往的医疗卫生服务支持体系,短时期内其健康支持水平急剧下降[3]。而且,流动老人身处“衰老”与“流动”的双重弱势,在生活质量、心理承受力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4-5],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根据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模型,除疾病直接因素外,社会和经济政策安排等宏观因素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日常生活结构性决定因素等也是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6-7]而作为个体获取各种正式、非正式支持的重要渠道,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精密度、关系类型等直接影响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并可通过健康促进行为和自我效能影响个体健康结局[8],进而对个人健康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9-10]。缺乏必要的健康支持,缺少情感支持与交际参与,会直接影响身心健康,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11]。学者们对社会支持网络对健康发挥的关键作用已达成共识,但是对于流动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健康的作用机制鲜少涉及,对于如何建立并利用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人人享有健康的研究较少。
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经济水平、养老政策、家庭结构、医疗资源配给等特质,尤其需要考虑现实国情,构建适合中国的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社会支持体系,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各有效资源的流动与联动,以促进“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老年流动人口健康及其社会支持网络现状的基础上,探究不同水平、不同维度的社会支持网络特征对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以期开发可资获得的社会支持网络资源,为构建效率、公平、方便可及的健康支持网络体系,促进老年流动人口的身心健康提供政策依据和实施路径选择。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本研究选取北京市和南京市作为调查现场,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根据可行性、可得性等原则,以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依据区位特征、各街道社区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①,确定调查社区及调查对象,共获得样本2 447份,经数据清理后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2 330份。
① 调查对象为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流动人群(非本市户口,在本市居住时间达3个月以上)。
1.2 变量设置与说明(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采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测量,包含描述系统和视觉模拟量表(EQ-VAS)两部分。其中描述系统以行动、自我照顾、平常工作、身体疼痛、沮丧/焦虑五个维度来描述健康状态,根据严重程度分别赋值为1、2、3;EQ-VAS通过一条垂直的标尺(范围:0~100分)评估受访者的自评健康状态,分值越高,自我健康状态越好。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流动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情况、社会支持水平及流动情况。
(3) 社会支持网络
根据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个体寻求帮助的过程其实质就是通过动员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过程。[12]本研究依据改编版的范德普尔问卷将社会支持网络划分为讨论支持网、照顾支持网、经济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等子网络,并从网络规模、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等方面分析流动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特征。其中网络规模是指构成网络的成员数量,直接通过加总计算获得。网络关系构成,分为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两大类,指某一特定关系的调查对象所占的百分比。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②,分别是指个人与其网络成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特征方面的类似性和异质性,趋同性由与调查对象在某一方面同属一个群体的人数占网络成员总数的百分比来测量,异质性则指从一个群体中随机抽取二人,该二人在某一方面不属于同一群体的概率。
② 年龄趋同性用与调查对象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的网络成员所占比例表示,计算中一般剔除网络规模小于1的个案;年龄异质性则由网络成员间的年龄标准差来代表,标准差越大说明网络成员年龄异质性越强,计算中排除了网规模小于2的个案。
(4) 社会支持水平
多项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水平对健康状况有直接影响。[13-14]社会支持网络偏向于社会支持的结构维度,而社会支持水平则更偏向于社会支持的功能维度。本研究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测量。共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三个维度,总分范围为12~66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15]
(5) 流动情况
根据已有文献,将其属性归结为三类:流动原因、流动范围和流动时间(代表流动强度)以及居留意愿。
1.3 分析方法采用SPSS 22.0及AMOS 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现状及其社会支持网络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老年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其健康状况由表 1可见,在社会学人口特征方面,男性流动老人略高于女性,分别占比52.36%、47.64%。样本平均年龄为66.9岁, 以低龄老人①居多,60~69岁老人数占74.1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学历的流动老人占比均在30%左右,大专及以上的老人比例最少,仅为7.38%。婚姻状况方面,超过70%有配偶同住。
① 我国一般把60~69岁的老年人称为低龄老年人,70~79岁的老年人称为中龄老年人,80岁以上的老年人称为高龄老年人。
在流动特征方面,超半数的老人因家属随迁而流动(51.16%),其次为务工经商老人,占30.09%,因异地养老及其他发生流动的老人分别占14.51%和4.25%。流动范围以跨省流动居多,占72.62%;省内跨市流动的,占26.65%;市内跨县较少,占0.93%。流动时间上,一年及以上人数偏多,占63.13%。半年到一年的占27.38%;半年以内的占9.48%。在居留意愿方面,仅有不到半数的老人表示,今后一段时间打算继续留在本地(43.5%),另有相当部分的老人表示尚未想好(46.4%)。
自评健康。EQ-VAS是调查对象对自己当前健康状况的主观评分。从本次调查得分来看,最大值为100分,最小值为2分,平均得分为80.14分,其中61~80分、81~100分的比例分别为50.6%、40.8%,表明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状态相对较好(表 2)。
在健康各维度中,疼痛/不舒服问题最为突出,超40%流动老人存在中度或重度问题。其次是焦虑/抑郁问题,近20%(451人)流动老人存在中度或重度问题。绝大部分流动老人在活动能力(87.04%)、自理能力(94.03%)和日常活动能力(92.02%)方面没有问题(表 3)。
流动老人社会支持总分平均值为35.06,略高于国内常模(34.56±3.73),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分类型来看,客观支持水平较低,支持利用度也不高,这也意味着流动老人获得外界资源的能力较弱(表 4)。
(1) 网络规模
流动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总体偏小,各子网络规模均以3人的居多。讨论支持网络规模最大,照顾支持网络次之,经济支持网络最小,仅为2.47人。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仍分别有0.64%、0.60%、0.56%的流动老人的讨论支持、照顾支持和情感支持等网络规模为0,尤其是高达5.62%的流动老人的经济支持网络规模为0(表 5)。
(2) 网络关系构成
调查结果显示,4个子网络中,至少提到1名亲属的比例均在90%以上,而至少提到1名非亲属的比例约为10%,表明在流动老人社会支持网络中亲缘关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表 6)。
在亲缘关系中,总体来说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儿子、配偶和女儿,但在情感支持网中,配偶排位超过了儿子,排在第三位的是女儿;在非亲缘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其次为邻居(照顾支持网络中保姆比邻居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同事关系也占据着相对重要的地位。
(3) 关系强度、交往频率及时空接近
从流动老人与4个支持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与交往频率方面来看,多数流动老人与4个支持网络成员的交往很密切或密切;交往频率较高。超80%老人每月与其支持网络成员联系超过10次;相识时间较长,与多数网络成员相识10年以上;居住距离呈现两个极端,各子网中接近60%的网络成员均居住在距其1.5公里以内,另有超过20%的网络成员居住在75公里以外(表 7)。
(4) 网络趋同性与异质性
从表 8来看,流动老人的网络趋同性较高,其中讨论支持网络文化程度趋同性最高,照顾支持网性别趋同性最低,经济支持网性别趋同性最高,年龄趋同性和文化程度趋同性最低,情感支持网年龄趋同性最高。从网络异质性来看,除4个支持子网的年龄异质性均相对较高外,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的异质性均普遍较低。可以认为,流动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总体呈现教育趋同性强,年龄异质性强的特点。
结构模型是对潜在变量之间影响关系的说明,规定了外生潜在变量(因)及内生潜在变量(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健康状况作为内生潜在变量,结合单因素分析结果,将社会支持网络特征①、社会支持、流动情况作为外生潜在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图 1)。
① 交往频率、网络异质性和趋同性、关系构成、认识时间和交往强度作为潜变量社会支持网络的显性观察变量,通过分别合并计算四个社会支持子网络的平均值获得。
最终模型拟合指数,GFI=0.966,AGFI =0.947,RMSEA=0.047,比较适配度指数NFI、CFI、IFI值均超过0.85,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表 9)。
研究结果表明,潜变量中社会支持网络、流动情况、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健康有直接影响(P<0.001),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6、-0.88和0.56。表示当其他变量一定时,社会支持网络特征每增加1,健康水平增加0.46;流动特征每增加1,老人的健康水平降低0.88;社会支持每增加1,健康水平增加0.56。同时,社会支持网络特征和流动情况对流动老人的社会支持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P<0.001),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7和0.43,表示当其他变量一定时,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特征每增加1,社会支持下降0.27;流动情况每增加1,社会支持增加0.4(表 10)。
潜变量间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将社会支持网络、流动情况、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效应进行分解(表 11)。其中,直接效应为外生潜在变量直接对内生潜在变量影响的大小,其数值等于标准化回归系数值。间接效应可以通过相应变量间的直接效应相乘得到。总效应等于相应变量的直接效应值与间接效应值相加。按影响的总效应进行排序依次为流动情况、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网络特征。其中,流动情况对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最大,且呈负向影响,总效应为-0.643;其次为社会支持,总效应为0.560;社会支持网络的总效应为0.312.
从研究结果来看,老年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VAS得分均值为80.14,40%老人得分超80分,超过50%的老人得分在60~80之间,且绝大部分流动老人在活动能力、自理能力和日常活动能力方面没有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流动老人多以低龄老人为主,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才可能有意愿或能力去选择流动,并在流入地或参与劳动力市场或成为家庭照顾者,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健康移民效应”的存在。[16]
但值得关注的是,流动老人疼痛/不舒服问题突出,超40%老人存在中度问题,另有将近20%的老人表示存在严重问题。其次是焦虑/抑郁问题,将近20%的老人存在中度或重度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伴随增龄,老人易出现一些老年期常见的疼痛/不舒服症状。另一方面,可能是因流动导致老人生活方式变化、原社会关系萎缩以及照护孙辈等一系列压力事件及体验,易产生孤独、焦虑情绪,对其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流动老人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3.2 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支持水平偏低总体来看,流动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呈现出“规模偏小、紧密度高、异质性较低、趋同性较高”的特征。由于老人本身的流动性、身体状况以及流入地的再社会化水平如所处的社区氛围以及交往范围等影响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了老年人在进入流入地后社会支持网络规模普遍偏小,如本次调查显示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平均不超过3人。而且,其关系构成以亲属为主,因此,使得紧密度和网络趋同性较高,但这也表明流动老人与外界接触少、网络关系单一,意味着其获取外界资源的能力较弱。
3.3 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网络对流动老人健康有直接正向作用,与既有文献结果一致。[16]其中尤以关系构成,即亲属所占比例这一因素的效应最大,其次是网络成员的交往强度和认识时间,网络异质性和网络趋同性所产生的效应相差不大。可以认为,亲缘关系仍是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支持成员认识时间较长且交往强度大,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流动老人支持网的正式支持力量仍不完善。
社会支持和流动情况作为潜变量,对健康状况的直接效应值分别为0.560和-0.884,具有中等及以上的影响力。另外,社会支持在社会支持网络→健康状况和流动情况→健康状况两条路径上起中介作用,即流动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流动情况通过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影响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4 建议 4.1 强化家庭健康支持,营造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家庭成员作为亲缘关系的主体,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道德、情感等的约束,使得家庭提供的社会支持具有稳定、有效等特性,来自家庭的陪伴、照顾等之于老人至关重要。因此,应继续大力强化家庭对于流动老人的支持。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老敬老的优良传统,着力构建孝老、亲老的良好氛围,尤其是鼓励家庭成员给予流动老人更多的关心与照顾。另一方面也应鼓励家庭成员主动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经济、照料与陪伴支持。尤其是在流动老人患病或受伤的特殊时期,家庭成员更应为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支持。
4.2 拓宽社会支持网络,健全与加强正式支持首先,政府和社区应加强宣传老年人社会参与在健康老龄化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提高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渠道与水平。另外,应充分发挥社区的基础与平台作用,通过因地制宜积极组织老年娱乐文体活动,不断完善各类老年福利设施、活动空间及场所等举措,鼓励流动老人多“走出家门,走进邻里、走进社区”,积极参与社会,提升社区邻里间的互动,拓展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其在流入地的再社会化水平;开展针对流动老人的身心健康教育等活动,有效缓解流动老人的社会适应压力,通过结对子、交朋友等形式,为流动老人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多措并举,促进流动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拓展及社会融入。
4.3 树立正确的老年观,提升主动健康能力老年人应改变自身固有思想,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娱乐、文体、健康培训等活动,树立正确的健康关观,主动结交新朋友,通过与不同的年龄段、性别、文化程度等社会成员的沟通交流,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获取便捷的出行信息、科学的疾病防护救治知识等,同时亲友、朋辈等群体也可以为其提供较多的社会支持与心理慰藉,提升其整体健康素养及主观幸福感。[17-18]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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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