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674-2982.2025.03.006
中图分类号:R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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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思慧1,2, 郭胜鹏1,2, 王虎峰1,2
| 【作者机构】 |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健康与医改政策实验室 |
| 【分 类 号】 | R197.1 |
| 【基 金】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096) |
·卫生服务研究·
《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报告2018》显示,2018年我国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依次为59.2%、24.6%,较2013年增加0.9%、5.2%。[1-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利用全球疾病负担数据进行测算,发现2021年我国死于慢性病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1.0%,因慢性病导致的残疾调整生命年占总体的86.7%[3],可见对慢性病患者实施健康管理对增进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促进慢性病全程防治管理服务同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紧密结合”。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国办发〔2017〕12号),再次强调“促进慢性病全程防治管理服务与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紧密结合”。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由此可见,家庭和社区作为慢性病健康管理的基础单位和重要阵地,对实现慢性病一体化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健康生态学理论指出,老年慢性病患者疾病控制结果受到个人特质、行为特征、人际网络、生活和工作条件、政策环境等多层面、多维度因素的影响制约和共同作用。[4-5]作为生活的核心场所,家庭为老年慢性病患者规避暴露因素、获取健康信息和改变健康行为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6]社区作为健康守门人的关键阵地,向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讲座、运动设施和照护服务等,以提高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和健康管理依从性。家庭和社区环境还存在协同关系,社区层面持续性的服务供给和优质完备的硬件设施能够为家庭层面更好地满足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需求提供便捷条件,家庭和社区的协同联动可能会强化慢性病管理的健康效益。[7]
2024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健康家庭建设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24〕1号),将老年慢性病管理场景从医疗机构和社区延伸至家庭空间,构建了包含室内外环境质量、卫生设施标准、家庭适老化改造等维度的健康家庭评价体系,为解决老年慢性病居家管理难题提供政策支撑,标志着我国健康家庭建设进入规范化实施阶段。既往研究多聚焦家庭或社区健康环境的单一层面或要素对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如家庭居住条件[7]、居住方式[8]、代际支持[9]、所处社区环境[10]等因素,特别是家庭照料对提高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11]、生活质量[12]和自评健康[13]的作用,较少从健康生态学角度系统性考虑家庭或社区健康环境的整体建设质量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数据,以慢性病患者的自评健康状况和疾病控制结果指标衡量健康状况,通过构建分层线性模型,考察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城乡和病种(高血压/糖尿病)差异,并探究社区健康环境能否调节家庭健康环境与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关系。
本研究利用2018年CHARLS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经专业培训人员通过面对面访问的方式收集,使用多阶段PPS随机抽样保证人群的代表性,质量高、代表性强。本轮数据采集共抽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个县的450个社区(村),覆盖10 257户家庭的17 708位受访者,数据获北京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IRB00001052-11015)通过。本文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1)年龄≥60岁;(2)至少患有1种慢性病,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癌症、慢性肺部疾病、肝脏疾病、心脏病、中风、肾脏疾病、胃部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关节炎或风湿病、哮喘、情感及精神方面问题、与记忆相关的疾病;(3)关键变量无缺失值或异常值。经过数据筛选和处理,共纳入老年慢性病患者9 388名。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借鉴周广肃等[14]和田海艳等[15]的研究,利用自评健康和控制结果衡量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1)对于自评健康状况指标,询问所有受访者“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测量自评健康,回答“极差”“差”“一般”“好”“极好”依次赋值1~5分;(2)对于疾病控制结果指标,一方面由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在老年人群中患病率较高且属于较为典型的慢性病,是我国开展慢性病防控和医防融合工作的重点关注病种,另一方面,受数据限制,CHARLS数据中仅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疾病控制结果数据,因此本研究仅考察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疾病控制结果,询问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受访者“您的血压(血糖)是否控制住了”测量控制结果,回答“是”赋值为1,否则为0。
解释变量为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1)家庭健康环境:借鉴侯建明[16]、孙慧波[17]等的研究和政策文件《关于全面开展健康家庭建设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24〕1号),利用住房是否为楼房、房间内是否有坐便式马桶、厕所是否能冲水、房子内是否有电、是否有自来水、是否有洗澡设施、是否有管道煤气或天然气、是否带供暖设施、房子是否有电话、是否可以装宽带、是否有空气净化器共11项指标测量家庭健康环境。(2)社区健康环境:借鉴孙鹃娟[7]、靳永爱[8]、蒋炜康[18]等的研究,利用社区是否有娱乐活动、是否提供老年社会组织、是否提供社区护理服务、是否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是否提供日间照料中心(包括托老所、老年餐桌等)等服务、是否有定期体检、是否有上门巡诊、是否有提供家庭病床服务、是否有社区活动室、是否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提供志愿者帮助共11项指标测量社区健康环境。以上问题回答“是”赋值为1,否则为0。将所有相应指标得分加总后为家庭或社区健康环境的总得分,取值范围为0~11分。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医疗健康保险、吸烟历史、饮酒历史、婚姻状况和是否抑郁。其中,居住地根据受访者的常住地将其分为城镇和农村。对于抑郁症状的判定,借鉴TAN等[19]的研究,利用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10,CESD-10)测量抑郁症状,设有2道积极和8道消极题项询问受访者情绪低落、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抑郁症状的出现频率,回答“很少或根本没有”“不太多”“有时或有一半的时间”“大多数时间”依次赋值0~3分,将积极题项反向计分加总所有题项后总得分取值范围为0~30分,将总得分大于10分的定义为抑郁症状呈阳性。
本研究采用Stata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值和标准差表示。由于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具有“患者—家庭—社区”多层嵌套关系,不符合传统线性回归独立分布的基本假设,本研究采用分层线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探究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城乡和病种差异。首先,构建零模型判断因变量是否有必要采取分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然后在零模型基础上添加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以及控制变量构建随机截距模型,初步估计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其次,在随机截距模型基础上设立随机效应,构建随机斜率模型,再次估计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然后,在随机斜率模型基础上添加家庭健康环境和社区健康环境的交互项,探究社区健康环境能否在家庭健康环境与慢性病健康状况之间发挥调节作用;最后,以居住地和所患慢性病种类(高血压或糖尿病)为分组变量,利用随机斜率模型探究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影响的城乡和病种差异。
9 388名老年慢性病患者平均年龄为69.52±7.16岁,47.56%为女性,73.38%居住在农村,44.56%为初中学历,96.94%拥有医疗保险,75.20%有吸烟历史,70.54%有饮酒历史,36.37%存在抑郁症状。如表1所示,总样本的家庭健康环境、社区健康环境、自评健康和控制结果的得分均值依次为4.49±2.10分、1.43±0.72分、2.81±0.97分和0.85±0.36分,其中农村患者的各项得分均低于城镇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 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得分的城乡差异
变量总人群(N=9 388)农村(N=6 889)城镇(N=2 499)FP家庭健康环境4.49±2.103.83±1.776.28±1.9222.65<0.001社区健康环境1.43±0.721.19±0.451.63±0.57231.99<0.001自评健康2.81±0.972.76±0.982.96±0.9568.17<0.001控制结果0.85±0.360.83±0.370.89±0.3152.86<0.001
表2呈现了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影响的分层线性分析结果。随机斜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家庭健康环境(β=0.097)、社区健康环境(β=0.062)对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评健康均有正向影响,而仅有家庭健康环境(β=0.033)对其控制结果有正向影响,社区健康环境(β=0.010)影响不显著。组内相关系数显示,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的系统差异分别能够解释自评健康的21.4%、3.9%以及控制结果59.8%、4.4%的总变异。可见,相较于社区健康环境,家庭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更具解释力。一般化模型结果显示,社区健康环境在家庭健康环境与慢性病自评健康(β=0.014)和控制结果(β=0.012)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2 家庭和社区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
研究变量自评健康控制结果随机斜率模型一般化模型随机斜率模型一般化模型家庭健康环境0.097∗∗∗(0.017) 0.117∗∗∗(0.021) 0.033∗ (0.013) 0.028 (0.015) 社区健康环境0.062∗∗∗(0.021) 0.034 (0.061) 0.010 (0.016) -0.014 (0.042) 家庭健康环境×社区健康环境0.014 (0.029) 0.012 (0.021) 控制变量是 是 是 是 截距项2.894∗∗∗(0.069) 2.902∗∗∗(0.072) 0.667∗∗∗(0.059) 0.675∗∗∗(0.060) 方差成分 Var(家庭截距)0.154∗∗∗(0.018) 0.117∗∗∗(0.017) 0.208∗∗∗(0.007) 0.207∗∗∗(0.003) Var(社区截距)0.026∗∗∗(0.005) 0.016∗∗∗(0.004) 0.016∗∗∗(0.003) 0.016∗∗∗(0.003) Var(个人截距)0.740∗∗∗(0.019) 0.721∗∗∗(0.019) 0.151∗∗∗(0.004) 0.151∗∗∗(0.004) 组内相关系数 ICC(家庭层面)0.214 0.213 0.598 0.598 ICC(社区层面)0.039 0.039 0.044 0.044 N9 388 9 388 6 713 6 713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3 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影响的城乡差异
研究变量农村患者城镇患者自评健康控制结果自评健康控制结果家庭健康环境0.151∗∗∗(0.022) 0.041∗∗∗(0.016) 0.071∗∗ (0.032) 0.029 (0.025) 社区健康环境0.047 (0.027) 0.048∗∗ (0.019) 0.140∗∗∗(0.041) -0.009 (0.028) 控制变量是 是 是 是 截距项2.523∗∗∗(0.089) 0.656∗∗∗(0.067) 2.639∗∗∗(0.204) 0.855∗∗∗(0.144) 方差成分 Var(家庭截距)0.159∗∗∗(0.022) 0.192∗∗∗(0.008) 0.159∗∗∗(0.036) 0.247∗∗∗(0.014) Var(社区截距)0.030∗∗∗(0.007) 0.018∗∗∗(0.004) 0.019∗∗∗(0.011) 0.018∗∗∗(0.007) Var (个人截距)0.747∗∗∗(0.023) 0.164∗∗∗(0.005) 0.689∗∗∗(0.037) 0.110∗∗∗(0.006) 组内相关系数 ICC(家庭层面)0.202 0.562 0.205 0.706 ICC(社区层面)0.032 0.048 0.022 0.047 N6 998 4 744 2 499 1 953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健康环境对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评健康(β=0.151)、控制结果(β=0.041)均存在正向影响;但仅对城镇老年慢性病患者的自评健康有正向影响(β=0.071),对控制结果影响不显著(β=0.029)(表4)。同时,家庭健康环境对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评健康的影响系数更大,表明其对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影响更为显著。社区健康环境仅对城镇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评健康有正向影响(β=0.140),对控制结果不显著(β=-0.009);仅对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控制结果有正向影响(β=0.048),对自评健康不显著(β=0.047)。表明社区健康环境对城乡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改善机制和侧重点存在差异。
表4 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效果影响的病种差异
研究变量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自评健康控制结果自评健康控制结果家庭健康环境0.165∗∗∗(0.024)0.037∗∗∗(0.009)0.157∗∗∗(0.034)0.019(0.016)社区健康环境0.084∗∗∗(0.030)0.002(0.011)0.118∗∗(0.048)0.020(0.022)控制变量是是是是截距项2.384∗∗∗(0.106)0.678∗∗∗(0.039)2.374∗∗∗(0.205)0.753∗∗∗(0.101)方差成分 Var(家庭环境)0.159∗∗∗(0.031)0.021∗∗∗(0.005)0.039∗∗∗(0.006)0.003∗∗∗(0.002) Var(社区截距)0.032∗∗∗(0.008)0.006∗∗∗(0.001)0.030∗∗∗(0.017)0.001∗∗∗(0.003) Var(个人截距)0.711∗∗∗(0.032)0.099∗∗∗(0.005)0.791∗∗∗(0.092)0.158∗∗∗(0.021)组内相关系数 ICC(家庭层面)0.2110.2120.0840.029 ICC(社区层面)0.0350.0460.0350.009 N5 0405 0401 6731 673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评健康的影响不存在病种差异,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高血压(β=0.165,β=0.084)和糖尿病(β=0.157,β=0.118)老年患者自评健康均有正向影响。家庭健康环境对高血压老年患者控制结果有正向影响(β=0.037)、对糖尿病老年患者影响不显著(β=0.019),说明家庭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控制结果影响存在病种差异。社区健康环境对高血压(β=0.002)和糖尿病(β=0.020)老年患者控制结果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社区健康环境对高血压和糖尿病老年患者发挥的健康效益均不明显。
研究发现,家庭健康环境能够改善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评健康和控制结果,与杜荣[20]等和李浩淼[21]等研究结果相一致。既往研究指出,良好的家庭健康环境不仅有助于增强家庭内部的情感交流和外部支持,还能促进家庭成员健康行为方式的养成,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复原力,获得较好的健康福祉。[22-23]良好家庭环境的构建,如适老化改造、家庭慢性病管理支持等行为能提升患者安全感,直接改善老年患者的控制结果。相反,家庭健康资源不足,会增加家庭成员身体机能下降以及过早死亡的可能性[24],降低患者的控制结果。同时,社区健康环境仅对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评健康存在正向影响,但对控制结果影响不显著,与甘珊[25]等人研究结果一致。一方面,社区健康环境的社会网络资源和社区治理水平影响着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素养和能力,为维护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社区交往创造了条件,能增强其社会联系感和归属感,进而提高自评健康;另一方面,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疾病控制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健康行为,包括服药依从性、饮食习惯等,单一社区环境的改善对患者个体行为的作用有限[26],因此对患者疾病控制的客观效果影响不显著。
研究发现,家庭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评健康和控制结果总变异解释程度高于社区健康环境,即相较于社区健康环境,家庭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更具解释力。然而,社区健康环境并未在家庭健康环境与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表明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之间尚未有效联动。一方面,老年慢性病患者主要依赖家庭环境作为其主要支持照护系统,家庭在疾病管理和康复中发挥基础支撑作用,而社区环境作为外部调节系统,通过影响患者的社会互动和服务利用间接影响健康状况,由于二者在角色定位和干预机制上存在差异并缺乏协同机制,因此尚未实现对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的协同增效。另一方面,当前社区健康环境改善难以充分满足慢性病患者的健康需求,导致社区支持无法有效嵌入家庭健康环境,限制了家庭与社区的联动,影响健康状况的整体优化。健康生态学理论强调个体健康是家庭、社区和政策等多层次环境动态互动的结果,若不同层次环境间无法紧密衔接,协同发挥作用,就无法实现慢性病患者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本研究发现,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城乡患者的自评健康有显著影响,但仅对农村患者的控制结果有影响,对城镇患者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吴晓丽[27]等研究结果一致。城镇老年慢性病患者更易获取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倾向于前往三级医院或康养中心等开展疾病控制和康复,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对控制结果的直接影响。此外,家庭健康环境对老年慢性病患者控制结果影响存在病种差异,即家庭健康环境对血压控制结果有正向影响,而对血糖控制结果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两种疾病的病理特征差异与管理难易程度有关。血压控制主要依赖于家庭场景中的持续性干预,包括饮食、规律作息和避免环境中的负面刺激(如噪音)等[28],而血糖控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支持,但糖尿病并发症往往更加复杂,实现居家健康监测难度更大,更加依赖于专业的医疗指导和个体化干预方案,如胰岛素治疗和频繁的血糖监测等。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由于CHARLS 仅在2018年调查详细报告了受访者家庭医生签约等家庭和社区健康环境,因此本研究只能使用2018年的截面数据,未能涵盖更广泛的时间跨度样本;第二,本研究家庭健康环境的测量指标主要聚焦于家庭基础设施建设,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扩展指标体系,纳入家风建设、代际关系及其他精神文化层面的指标,以更加全面地评估家庭健康环境;第三,由于数据内容限制,本研究考察控制结果时仅考虑了高血压和糖尿病,未来有待扩大研究范围,纳入其他类型的慢性病,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可靠性。
应细化家庭健康环境评估标准体系,将家庭内外部环境、居住安全和老年健康保障等纳入其中,建立分级分类动态管理机制,促进健康家庭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同时,应强化跨部门协同,围绕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需求优化家庭健康建设标准和指南,深入家庭场景开展健康指导、引导家庭配置适老化健康支持工具、优化家庭空间布局,为老年慢性病患者实施主动健康和自我管理提供更好的家庭环境,进而改善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行为和管理效果。
家庭是老年慢性病患者实施日常自我管理的第一场景,而社区则是老年慢性病患者寻求专业医疗健康资源和社会支持的重要阵地,建议加强家庭与社区的衔接协作,在发挥家庭健康环境基础作用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社区服务并促进“家社”联结,逐步建立起以家庭为枢纽的“患者—家庭—社区—基层医疗机构”四位一体的慢性病协同管理体系,基层医疗机构利用电子健康档案和疾病筛查结果绘制家庭健康画像,以家庭为单位确定重点干预家庭,以社区组建网格化单元定期随访或为家庭环境进行评分并提供个性化建议,促进家庭与社区之间有效协作,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资源倾斜等方式,推动家庭健康环境优化与社区健康资源共享,形成多层次的慢性病治理体系[29],提升老年慢性病患者的自评健康和控制结果。
一方面,立足于城镇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需求和支付意愿,基于四位一体慢性病管理体系,不断拓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引入有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其提供居家护理、用药监测等升级服务,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家庭和社区。另一方面,面向糖尿病患者强化健康科普和定期随访监测,建议社区与基层医疗机构联合为糖尿病患者家庭普及家庭血糖监测方法、胰岛素储存与使用规范、并发症识别、健康饮食指南以及生活方式干预策略等知识,家庭、社区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畅通的健康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依照患者健康状况和病情复杂程度划定不同等级的健康风险,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和干预。
作者贡献:靳思慧负责研究设计与实施、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撰写与修改;郭胜鹏负责研究设计、论文撰写与修改;王虎峰负责论文审校与指导。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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