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674-2982.2025.09.004
中图分类号:R197
1
李静, 周驰, 梁楚西, 杨磊
| 【作者机构】 |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
| 【分 类 号】 | R197 |
| 【基 金】 |
创伤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每年导致超过400万人死亡。[1-2]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严重创伤发生率持续攀升,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3]国际创伤救治模式已向体系化、标准化转型,强调构建全周期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4-5]我国也探索形成了以国家创伤医学中心为核心的闭环式区域性创伤救治“中国模式”。[6]中医药在创伤防治中具有独特优势,其在止血、镇痛、抗炎及促进组织修复等方面作用显著,能有效弥补西医在创伤后期康复中的不足。[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国家战略文件,明确鼓励中西医协同攻关危急重症[8-9],为中医药融入现代创伤救治体系提供了政策机遇。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以西医为主导的创伤救治体系建设[10-11],缺乏针对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的系统性评价工具[12-14]。因此,本研究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旨在构建适用于省、市、县三级区域层面的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提升区域创伤救治整体效能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和焦点小组访谈进行指标初选,再通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确定指标体系,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每项三级指标进行权重赋值。
BRYSON[15]等提出的协同治理模型框架,旨在理解和管理跨越组织边界的复杂公共问题。它强调协同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个由初始条件促成,在特定结构要素下,通过有效的过程要素运作,克服约束条件,最终产生结果要素的系统性过程。本研究借鉴BRYSON协同治理模型,构建包含初始条件、结构要素、过程要素、约束条件、结果要素五个维度的初始评价框架,系统揭示了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的内在逻辑:初始条件是以政策驱动为协同基础;结构要素通过制度完善与资源投入搭建协同平台;过程要素聚焦院前、院中、院后中西医协同诊疗核心行为;约束条件考量权力与文化差异等现实阻力;结果要素则最终衡量其在提升疗效与优化系统方面的成效。
综合考虑发文集中度和文献时效性,本研究通过系统检索2000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中英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华医学期刊网、Web of Science)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政府官方网站,收集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服务能力评价相关文献资料。政策检索方面以“创伤”“损伤”“急救”“转运”“中医”“中医药”“中西医”为关键词搜索获取相关政策文件,中文文献检索式为“主题=‘创伤’ * ‘救治’ and (全文=‘评价指标’ or全文=‘指标体系’、 or全文=‘评价体系’)”,英文文献检索式 为“((trauma[Title/Abstract]) AND (treatment[Title/Abstract])) AND (indicator[Title/Abstract])”。基于文献与政策梳理,提取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服务关键评价要素,归纳形成包含53个条目的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服务能力评价候选指标池。邀请13位来自卫生健康部门、交管部门、急救中心、医疗机构(含中医院)、康复机构从事创伤救治领域的专家组成专题小组,围绕候选指标池中条目的必要性、可靠性、敏感性等维度进行两轮论证。根据专题小组意见进行修订,最终构建包含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47个三级指标的初始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服务能力初始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A1 初始条件A2 结构要素二级指标B1 政策环境B2 目标协同B3 文化协同B4 管理协同B5 人力协同B6 财力协同A3 过程要素B7 物力协同B8 院前急救转运B9 院内协作诊疗B10 院后特色康复A4 约束A5 结果要素B11 信息化基础B12 协同形式B13 协同规模B14 权力分布B15 理念转化B16 参与度B17 提升度B18 发展度B19 满意度三级指标C1 中医药融入创伤救治的政策支持度、C2 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相关政策支持感知度C3 协同主体有协同意愿、C4 协同目标清晰度C5 协同主体对协同创伤救治理念的认同度、C6 患者对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接受度C7 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组织管理制度制定情况、C8 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的绩效倾斜政策、C9 取得创伤救治专业培训资质证书的人员比例C10 创伤中心分级认证完备率、C11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比、C12 西学中医师占比、C13 名中医基层工作室/工作站C14 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年度资金支出占比、C15 年均严重创伤患者使用社会救助基金占比、C16 每3万人口配备救护车数量C17 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设施设备投入占比、C18 创伤救治业务用房面积占比C19 院前向目标医院传输患者关键信息的完整度、C20 中医医护(含执业助理)参与创伤患者院前急救的出车率C21 开展中医适宜技术种类、C22 严重创伤患者中医药参与救治率、C23 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中西医结合治疗比例、C24 创伤患者中医药处方占比C25 创伤后48 小时内中医康复介入率、C26 出院患者接受康复服务机构连续性服务比例、C27 出院患者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率C28 实现院前急救智慧化通行情况、C29 院前与院内预警联动系统覆盖率C30 跨部门联席会议召开频率、C31 中医双向转诊人次数占比C32 创伤中心数量配置均衡度、C33 签署警医联动创伤救治协议的机构占比C34 协同主体调配资源的权力均衡程度、C35 成员主动性发挥受限C36 协同主体出现相互竞争的逻辑冲突、C37 协同主体诉求出现差异C38 合作开展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服务占比、C39 承担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公益性事件占比C40 院前急救转运时间缩短率、C41 创伤患者平均住院日缩短率、C42 中西医结合严重创伤患者抢救成功率C43 协同主体间合作协议续约率、C44 中医特色创伤救治的报道频次、C45 中医药创伤救治科技成果合作数量C46 创伤患者满意度、C47 医护人员满意度
1.2.1 咨询对象
根据德尔菲咨询专家遴选标准,应涵盖多领域,需兼具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实践经验,且为长期从事该领域工作的资深专业人员。[16]本研究第一轮共邀请40位专家进行咨询,覆盖行政管理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等单位,涵盖创伤、急救、重症、中医临床、医疗卫生管理等领域。专家纳入标准为:(1)工作时间为5年及以上;(2)本科及以上学历;(3)熟悉创伤救治服务体系或中西医协同模式;(4)自愿参与本研究,且保证能够完成两轮专家咨询。
1.2.2 咨询方法
分两轮进行德尔菲专家咨询。受访专家对各指标重要性、确切性、可操作性评分,评分按照Likert量表划分5个等级,并赋值1~5分,分数越高代表越重要、越确切、越具有可操作性。专家熟悉度分为非常熟悉、比较熟悉、一般熟悉、不太熟悉、不熟悉5个等级,分别赋值1.0分、0.8分、0.6分、0.4分、0.2分。判断依据分为理论分析、实践经验、国内外同行的了解、直觉判断4个维度,每个维度根据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度分为大、中、小3个层次[17],具体赋值情况见表2。
表2 专家判断依据及赋值情况
判断依据理论分析实践经验国内外同行的了解直觉判断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度大0.5 0.3 0.1 0.1中小0.4 0.2 0.1 0.1 0.3 0.1 0.1 0.1
1.2.3 评价依据
采用专家积极程度、专家权威程度、专家意见协调程度作为德尔菲法的评价依据。专家积极性系数是每轮咨询中提交有效问卷的比例,有效问卷回收率大于70%认为专家参与积极程度较高。专家权威程度(Cr)为专家判断依据(Ca)和专家熟悉程度(Cs)的算术平均值,一般认为Cr>0.7表明咨询专家的权威程度较高。专家意见协调程度采用协调系数(Kendall’s W)表示,W值越接近1,代表专家意见协调程度越高。[18]
1.2.4 评价指标筛选标准
本研究采用界值法筛选评价指标,设定满分率、算数均数、变异系数3项界值,计算方法如下:满分率界值=满分率均值-满分率标准差,大于界值者入选;算数均数界值=算数均数均值-算数均数标准差,大于界值者入选;变异系数界值=变异系数均值+变异系数标准差,小于界值者入选。其中:若某指标1项界值未达标,则暂予保留;若2项界值未达标指标,则需结合专家意见中的“删除指标建议”确定是否保留;若3项界值均不符合要求,则予以删除。若某项结果刚好处于临界值,或者有专家建议新增、调整、删除某个指标,则由研究团队讨论后决定。本研究对筛选后形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信度检验,α>0.7则代表指标体系具有较高信度。[19]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同一层级内的不同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在进行第二轮德尔菲咨询时,邀请专家按照Saaty 1~9标度法打分(表3),得到各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20]采用一致性比例(Consistency Ratio,CR)对各矩阵进行一致性判断,当CR<0.1 时,说明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各级指标的归一化权重,再利用概率乘法原理计算组合权重,由此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分配结果。
表3 重要程度评判表(Saaty 1~9标度)
注:2、4、6、8为两相邻程度的中间值,需要折中时采用。
对比打分说明两个指标对目标的重要性相同左方指标比上方指标评价有利左方指标比上方指标评价更为有利左方指标比上方指标评价更为有利,并且在实践中证明重要程度明显1 3 5 7 9重要程度同等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
本研究采用Excel 2019录入数据,计算每项指标的重要性、确切性、可操作性三个维度的满分率、算术均数、变异系数,并对咨询专家积极程度、权威程度进行评价,利用SPSS 24.0计算专家协调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利用Python 3.8构建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指标一致性检验等。P<0.05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共进行两轮专家咨询,第一轮发放40份问卷,有效收回39份。第二轮发放39份问卷,有效收回36份。在完成了两轮咨询的36名专家中,男女比为3.5∶1,平均年龄为44岁,平均工作年限为19年,高级职称者占61.1%,学历为硕士及以上者占69.4%。有66.7%的专家来自医疗机构(综合医院、中医院、急救中心、康复机构),另有22.2%和11.1%的专家分别来自政府机关和高校/科研院所(表4)。
表4 德尔菲咨询专家的基本情况(n=36)
分类性别选项男 女年龄(岁)职称学历职务工作年限(年)工作单位专业领域35~41~51~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及以下博士硕士本科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一般工作人员5~11~21~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卫生行政部门高校及科研机构康复机构急救中心交通管理部门临床医学管理学中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其他人数及占比(n,%)28(77.8)8(22.2)12(33.3)17(47.2)7(19.4)5(13.9)17(47.2)14(38.9)9(25.0)16(44.4)11(30.6)3(8.3)10(27.8)12(33.3)11(30.6)6(16.7)12(33.3)18(50.0)10(27.8)7(19.4)6(16.7)4(11.1)4(11.1)3(8.3)2(5.6)13(36.1)9(25.0)8(22.2)4(11.1)2(5.6)
专家积极程度方面,两轮专家咨询问卷回收率分别为97.5%(39/40)和92.3%(36/39),均高于70%,说明参与专家对本研究有较高的积极性。专家权威程度方面,根据专家对咨询问卷内容的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赋值情况,计算得到判断系数(Ca)为0.937,熟悉程度(Cs)为0.921,权威系数(Cr) 为(0.937+0.921)/2 = 0.929。均大于0.7,表明专家意见权威性较高,研究结果可信度较高。专家意见协调程度方面,两轮专家意见协调系数W分别为0.15和0.24,经检验后均具有显著性(P<0.05),专家协调程度较好(表5)。总体来说,本研究咨询专家意见的可靠性较高,咨询结果可用于评价指标构建。
表5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咨询轮次第一轮第二轮W 0.15 0.24卡方值109.58 211.32 P值<0.001<0.001
根据本研究确定的评价指标筛选标准,结合咨询专家反馈意见及指标体系结构逻辑的合理性,经研究团队讨论后完成两轮指标筛选,具体情况如下:
2.3.1 第一轮专家咨询评价指标筛选结果
新增指标3个,均为三级指标:包括A1初始条件-B1政策环境维度下的“财政投入占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的资金占比”,用来反映政府的财政投入对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服务的倾斜程度;A2结构要素-B4管理协同维度下的“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标准化流程覆盖率”,用来反映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流程、创伤护理流程、创伤康复流程、创伤质控等制度的情况;A3过程要素-B11信息化基础维度下的“院内启动多学科救治团队一键呼叫率”,用来反映在需要多学科协作(如创伤、神外、普外)时通过一键呼叫系统成功启动多学科诊疗的比例。
删除指标3个,均为三级指标:包括“中医药融入创伤救治的政策支持度”“创伤中心分级认证完备率”“严重创伤患者中医药参与救治率”。上述三项指标的重要性、确切性、可操作性界值均不满足要求,且中医药融入创伤救治的政策支持度难以准确定义并衡量;实际工作中创伤中心分级工作尚未全面开展;没有统一的区域划分标准难以反映实际服务可及性。
修改指标9个:二级指标中,将“政策环境”修改为“政策协同”、将“管理协同”修改为“制度协同”、将“信息化基础”修改为“全程信息化赋能”;三级指标中,将“协同目标清晰度”修改为“协同主体有共同目标”、将“患者对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接受度”修改为“协同主体间开展协同创伤救治培训频次”、将“年均严重创伤患者使用社会救助基金占比”修改为“年均社会救助基金使用人次数占比”、将“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中西医结合治疗比例”修改为“创伤住院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中医药特色治疗比例”、将“跨部门联席会议召开频率”修改为“医警联动使用率”、将“中医双向转诊人次数占比”修改为“多学科创伤救治参与率”。
2.3.2 第二轮专家咨询评价指标筛选结果
第二轮咨询过程中,专家没有提出增加指标的意见。
删除指标2个,均为三级指标:包括“名中医基层工作室/工作站”和“中医特色创伤救治的报道频次”。上述两项指标的重要性、确切性、可操作性界值均不满足要求,且专家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名中医工作室/工作站挂牌与服务能力提升之间并无明显关联;中医特色创伤救治的媒体报道常带有媒体自身的主观倾向,无法准确衡量其实际贡献,因此更侧重于宣传价值,缺乏评估价值。
修改指标4个,均为三级指标:将“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组织管理制度制定情况”修改为“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组织管理制度制定及实施情况”、将“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的绩效倾斜政策”修改为“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绩效指标占比”、将“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年度资金支出占比”修改为“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年度资金支出占比”、将“创伤中心数量配置均衡度”修改为“创伤中心或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数量配置均衡度”。
经过两轮专家咨询修改,最终形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45个(表6)。结果显示,本研究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4,说明该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所拟定的评价指标均以国家政策和既往文献为基础,同时结合领域内多位拥有丰富实践或研究经验的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确定的,因此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根据第二轮专家咨询重要性评分结果,分别对一、二、三级指标内部进行两两判断矩阵构建,最终共建立25个矩阵,经检验,所有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CR均小于1,说明构建的指标体系一致性较好,权重向量可以用于评价分析(表6)。
表6 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组合权重)A1 初始条件(0.1405)B1 政策协同(0.493)B2 目标协同(0.311)B3 文化协同(0.196)A2 结构要素(0.2447)B4 制度协同(0.220)C1 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相关政策支持感知度(0.023)C2 财政投入占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的资金占比(0.046)C3 协同主体有协同意愿(0.022)C4 协同主体有共同目标(0.022)C5 协同主体对协同创伤救治理念的认同度(0.009)C6 协同主体间开展协同创伤救治培训频次(0.018)C7 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组织管理制度制定及实施情况(0.026)C8 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标准化流程覆盖率(0.017)
表6 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续)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组合权重)B5 人力协同(0.312)B6 财力协同(0.312)B7 物力协同(0.156)A3 过程要素(0.3229)B8 院前急救转运(0.391)B9 院内协作诊疗(0.276)B10 院后特色康复(0.138)B11 全程信息化赋能(0.195)A4 约束条件(0.1065)B12 协同形式(0.262)B13 协同规模(0.453)B14 权力分布(0.167)B15 理念转化(0.118)A5 结果要素(0.1854)B16 参与度(0.456)B17 提升度(0.206)B18 发展度(0.206)B19 满意度(0.132)C9 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绩效指标占比(0.011)C10 取得创伤救治专业培训资质证书的人员比例(0.038)C11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比(0.019)C12 西学中医师占比(0.019)C13 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年度资金支出占比(0.051)C14 年均社会救助基金使用人次数占比(0.025)C15 每3万人口配备救护车比例(0.021)C16 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设施设备投入占比(0.011)C17 创伤救治业务用房面积占比(0.006)C18 中医医护(含执业助理)参与创伤患者院前急救的出车率(0.084)C19 院前向目标医院传输患者关键信息的完整度(0.042)C20 创伤患者中医药处方占比(0.047)C21 创伤住院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中医药特色治疗比例(0.029)C22 开展中医适宜技术种类(0.012)C23 创伤后48小时内中医康复介入率(0.022)C24 出院患者接受康复服务机构连续性服务比例(0.011)C25 出院患者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率(0.011)C26 实现院前急救智慧化通行情况(0.031)C27 院前与院内预警联动系统覆盖率(0.020)C28 院内启动多学科救治团队一键呼叫率(0.012)C29 医警联动使用率(0.019)C30 多学科创伤救治参与率(0.009)C31 创伤中心或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数量配置均衡度(0.032)C32 签署警医联动创伤救治协议的机构占比(0.016)C33 协同主体调配资源的权力均衡程度(0.012)C34 成员主动性发挥受限(0.006)C35 协同主体出现相互竞争的逻辑冲突(0.004)C36 协同主体诉求出现差异(0.008)C37 合作开展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服务占比(0.056)C38 承担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公益性事件占比(0.028)C39 院前急救转运时间缩短率(0.013)C40 创伤患者平均住院日缩短率(0.013)C41 中西医结合严重创伤患者抢救成功率(0.013)C42 协同主体间合作协议续约率(0.029)C43 中医药创伤救治科技成果合作数量占比(0.010)C44 创伤患者满意度(0.012)C45 医护人员满意度(0.012)
本研究构建的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在科学性与可靠性方面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学支撑。理论基础方面,该指标体系以BRYSON协同治理模型为理论框架,从初始条件、结构要素、过程要素、约束条件和结果要素五个维度系统构建指标体系,涵盖了政策环境、资源配置、服务流程与终末成效等多个层面,具有较强的理论完整性和逻辑一致性。通过政策工具分析与文献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提取并整合了国内外相关政策和研究中的核心要素,确保了指标来源的权威性与全面性。方法学支撑方面,该指标体系在指标筛选与权重确定过程中,严格遵循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的规范流程,邀请来自卫生行政、急救管理、中西医临床及科研等多个领域的40名专家进行两轮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均超过90%,专家权威系数高达0.929,协调系数经检验具有显著性(P<0.05),表明专家意见高度一致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最终形成的指标体系包含5 个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并通过Cronbach's α 系数和内容效度指数检验,显示出极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内容效度,充分体现了该指标体系在科学与可靠性方面的优势。
该指标体系在适用性与可操作性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一方面,指标体系紧密衔接国家政策导向与实际管理需求,如“财政投入占中医药特色创伤救治资金比”“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绩效指标占比”等指标直接响应《“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国办发〔2022〕5号)等文件中关于资源倾斜与绩效激励的要求,具有较强的政策适用性。[21]同时,指标涵盖院前、院中、院后全流程,包括“院前信息传输完整度”“多学科救治参与率”“中医康复介入率”等,能够全面反映中西医协同创伤救治的服务能力,适用于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自我评估与外部评价。另一方面,指标体系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测量性,多数指标可直接从医院信息系统、急救信息系统、财务报表和绩效管理系统中提取数据,如“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比”“创伤患者中医药处方占比”等均有明确的统计口径和计算公式。此外,指标体系还提供了详细的量化标准与评分方法,如采用Likert量表、百分比计算、频次统计等,便于实际操作中的应用与推广,提升了指标体系的实用性和可执行性。
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深度融入国家战略需求,将“中医医护参与院前急救率”“围手术期中医药特色治疗比例”等核心指标与《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国办发〔2023〕3号)明确的“危急重症中西医协同攻关”任务直接衔接,填补了传统创伤评价体系的中医药角色缺位[9];其二,创新性设立“全程信息化赋能”二级指标,通过“院前预警联动系统覆盖率”“多学科一键呼叫率”等可量化指标,精准响应创伤救治“黄金1小时”的时效性要求[22];其三,层次分析法权重分配结果科学揭示“过程要素”“结构要素”“结果要素”的主导作用,揭示了中西医优势互补、标准化救治流程与终末质量之间的协同增效机制,为优化创伤救治链提供理论工具。建议从三个层面推动指标体系应用:一是政策层面将“中西医结合严重创伤患者抢救成功率”“医护人员满意度”等核心指标纳入区域创伤中心认证标准,并与医保支付激励挂钩;二是机构层面依托“全程信息化赋能”指标构建院前、院中、院后数据共享平台,提升中医康复早期介入效率;三是评价层面以核心指标开展机构绩效排名,利用监测指标跟踪协同瓶颈。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一是指标权重依赖专家主观判断,需通过实证数据进一步验证优化;二是未细分城乡与经济发展差异,后续可结合地域特征制定分层标准;三是部分中医药特色指标的操作定义需进一步统一规范口径,以提升评价结果的可比性。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其一,开展实证验证,选择东中西部试点地区采集指标数据;其二,相应DRG/DIP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将“费用增长率”等经济指标纳入指标体系;其三,探索分级应用场景,针对三级医院重点考核“四级手术中医药参与率”,基层机构侧重评价“中医康复早期介入率”,形成差异化评价工具。
作者贡献:李静负责研究设计、数据收集、论文撰写;周驰负责数据分析、论文修改;梁楚西负责数据分析、论文修改;杨磊负责研究设计、经费支持、论文修改。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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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service capacity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auma rescue: Based on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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