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674-2982.2025.12.003
中图分类号:R197
星球健康与全球健康：基于四维比较的协同与整合发展框架
刘嘉骏1， 王敏敏1,2,3,4,5， 任明辉1,2,3,4,5
| 【作者机构】 | 1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3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研究院； 4北京大学首都卫生与健康发展研究院； 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体系改革与治理研究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
| 【分 类 号】 | R197 |
| 【基 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474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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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健康与全球健康：基于四维比较的协同与整合发展框架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气候变化加剧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凸显，人类健康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关联被推向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议题，星球健康（Planetary Health，部分研究译为“行星健康”，本研究统称为“星球健康”）概念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卫生健康领域及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柳叶刀》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星球健康委员会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的政策简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的前瞻报告等权威文献与倡议，均将星球健康视为应对人类健康挑战的关键框架。［1-3］同时，《自然》《柳叶刀》等顶级期刊也相继刊发专题研究探讨生态系统退化与人类健康风险的深层关联。［4-5］
然而，星球健康自提出以来，其学科定位始终存在争议，与已发展数十年的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部分研究译为“全球卫生”，本研究统称为“全球健康”）概念间，既有交叉重叠的实践领域，也存在核心关切与研究边界的差异，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尚未形成系统性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理论应用与全球协同行动的推进。例如部分国家在卫生政策制定中，既未将星球健康的生态约束纳入到全球健康行动框架，也未依托全球健康的成熟治理体系推进星球健康目标，导致政策导向混乱与执行效率低下。［6-8］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态与健康关系的演变逻辑，结合联合国系统政策文件、文献数据和理论框架，从概念内涵、价值观、治理结构、方法论四个维度，对星球健康与全球健康进行系统性辨析，厘清二者的学科定位，为构建人类—自然协同的健康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1 星球健康的起源与发展
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全球气候可能在未来数千年中因二氧化碳的排放显著偏离自然行为。［9］2002年，CRUTZEN在Nature上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认为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人类已成为地球生物物理条件 的 主 要 决 定 因 素。［9］ 2006年，世 界 卫 生 组 织（WHO）发 布 的 题 为“Preventing Disease Through Healthy Environments：towards an Estimate of the environmental burden of disease”报告估计，约1/4的全球疾病负担以及儿童疾病负担的1/3以上可归因于可改变的环境因素，包括细颗粒物空气污染、受污染的水以及意外伤害。［10］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报告显示，地球自然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正在加速变化，这构成了对全球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11］有研究提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退化与人类福祉下降之间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12］WHITMEE等提出，如果某个人群通过不可持续地利用环境达到了一定的健康水平，那么很可能是以其他人群的利益为代价的。［1］因此，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应在评估人类健康和福祉进步时予以体现。
WHITMEE等于2015年首次正式对星球健康的概念进行定义，即通过审慎关注塑造人类未来的人类系统（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以及定义人类可以繁荣的环境安全界限的自然系统，实现全球最高标准的健康、福祉和公平。［1］简单来说，星球健康就是人类文明的健康状况及其所依赖的自然系统的状态。［13］之后，星球健康的概念悄然兴起，相关文献增加显著，并逐渐被联合国系统接纳，并在其政策文件、战略框架和全球倡议中多次出现，在气候变化、健康风险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7年，UNDP发表了一份名为“Issue Brief-Planetary Health”的政策简报，系统阐述了星球健康的定义、与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关联以及UNDP在该领域的工作切入点。［2］同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开始推动“星球健康”解决方案，并设立联合国全球气候行动奖：星球健康奖项（UN Global Climate Action Awards： Planetary Health），表彰相关创新实践。［14］ 2024年，UNEP与国际科学理事会共同发布前瞻报告，再次呼吁世界关注和应对一系列可能影响地球健康和福祉的新兴挑战。［3］
2 星球健康与全球健康的差异与联系
2.1 概念内涵
全球健康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聚焦全球化进程加速过程中的公共卫生问题，其核心目标是提升全球健康水平并实现健康公平。［15］KOPLAN等提出全球健康是一个研究、实践为导向的领域，其核心目标是提升全球所有人的健康水平并实现健康公平，认为全球卫生需重点关注跨国健康问题、决定因素及解决方案，涉及健康科学领域内外的多个学科，并强调跨学科合作［15］；KICHBUSCH认为，全球健康是跨越国界和政府的卫生问题，并针对各种影响健康的因素采取全球性的行动，其目标是实现全球所有地区公平获取健康资源，强调健康的决定因素、疾病的全球分布性质及其决定因素、全球化对健康的影响及全球健康治理与时俱进的变化性质［16］；BEAGLEHOLE和BONITA指出全球公共卫生是为促进健康和健康平等而采取的全球性的行动，旨在为所有人群及高危人群提供可及可行的有成本收益的干预措施，强调全球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视角。［17］在这一框架下，全球健康的研究与实践围绕跨越国界和地区的人类健康问题，重点关注传染病传播、全球疾病负担、卫生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健康的不平等性等，聚焦疾病的预防控制与医疗资源分配。其遵循WHO对健康的定义为人类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完全良好状态，将环境视为影响人类健康的外部因素，关注环境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核心关切立足于人类健康本身。［18］
与全球健康相比，星球健康的概念提出更晚，其理念虽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主义兴起后便逐渐萌芽，但直至2015年才由WHITMEE等学者正式界定概念。［19-20］相较于全球健康，星球健康从根本上拓展了健康的范畴，核心关切涵盖地球生态系统健康，其中包含了人类健康，强调需将人类健康置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框架中考量；同时将环境从健康的影响因素升级为健康的存在基础，明确人类健康的存续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没有健康的自然系统，人类健康便无从谈起。［1］
从概念内涵的角度，星球健康与全球健康关联紧密且具有递进性，但既往研究对二者的关系并未有定论。部分学者将全球健康与星球健康置于同等地位，认为二者之间不可分割，需要基于环境—人类的协同关系考虑全球健康问题［21-22］；另一部分认为星球健康是全球健康的扩展，它在全球健康关注人类健康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地球系统的健康状态纳入考量，要求将地球系统作为健康决策的刚性约束［23-25］。
表1 全球健康和星球健康在概念内涵上的差异与关联
维度健康定义核心关切环境角色定位二者关联全球健康人类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完全良好状态人类健康环境是健康的影响因素①星球健康是全球健康的扩展，要求将地球系统作为健康决策的刚性约束；②星球健康独立于全球健康存在，但二者之间关联紧密、不可分割。星球健康人类文明的健康状态及所依赖的自然系统的状态地球生态系统健康，包括人类健康环境是健康的存在基础
在问题边界界定上，BENATAR认为全球健康一词被限制于全球以人类为中心的卫生健康活动。［24］WHO发布的《2025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健康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传染病与新发/再发传染病威胁、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气候变化与环境健康、健康公平以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等。［26］虽然提及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但未将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纳入核心研究边界。星球健康领域则对研究边界有着更为广阔的界定。WHITMEE等提出了星球健康边界框架，将地球生物物理系统面临的九大压力（气候变化、新型实体、平流层臭氧层耗竭、大气气溶胶负荷、海洋酸化、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淡水利用、土地系统变化、生物圈完整性）纳入研究边界，强调这些自然系统压力与人类健康风险的联动关系。［1］从这一角度来看，星球健康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全球健康所关注的问题，更将环境科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伦理学、治理学等多学科纳入考量。［27］但BENATAR同时指出，全球健康的概念内涵应超越传统界限，扩展到以生态为中心的全球健康理念，而非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星球健康框架。［24］因此CORREIA等人呼吁，全球健康应作为包含同一健康（One Health）和星球健康的总概念，使得全球健康不仅可以关注环境变化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影响，同时可以研究治理这些效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23］
2.2 价值观
在价值观方面，全球健康与星球健康虽然同样强调公平性问题，但二者所遵循的伦理框架有所不同。全球健康的核心目标是使每个人，无论社会、经济、地理或其他背景如何，都应享有公平的机会达到其最佳健康状态。［28］在这一框架下，公平被界定为人类社会内部可避免、非生物学因素造成的健康差异。［29］ WHO更是将健康公平视为消除健康领域不平等现象的优先事项，并致力于通过监测健康不平等数据来指导公平导向的卫生政策和项目。［30］
然而，随着生态系统压力的加剧，星球健康对公平问题提出了更具扩展性的价值诉求，其伦理基础超越传统健康公平框架，将健康置于人与自然系统的共生关系之中。在星球健康视角下，健康公平不仅涉及人类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更扩展为涵盖人类社会、自然系统、代际之间的多层次责任关系。星球健康领域关注环境责任与健康风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谁污染、谁受害”的严重不公。高收入国家长期依赖高排放、高资源消耗的发展路径，而低收入国家和生态脆弱地区却承担了气候变暖、生态退化所带来的健康损害。［31］星球健康认为健康风险的承担不应与环境破坏责任相背离，环境退化和污染的责任应由污染者承担，而脆弱地区应获得优先保护。［32］
此外，星球健康进一步引入代际公平等价值维度［33-34］，将地球系统的稳态视为下一代的生存权利和人类自身的伦理义务，要求当前政策避免透支自然资本，以免未来世代承担更沉重的环境与健康损害。这也反映出星球健康不同于全球健康的价值诉求，其伦理视野从以当代人类福祉为中心扩展为社会—自然—代际的整体伦理共同体，并将自然系统本身的完整性视为人类健康的前提。在星球健康的框架下，卫生健康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不仅关注健康收益，也必须同时考虑生态代价，从而实现健康与环境的双重正义。
因此，星球健康并非对全球健康价值观的替代，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展与深化。两者均强调健康公平，全球健康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公平，而星球健康则强调社会—自然—代际的多层次伦理体系。星球健康的价值扩展不仅回应了健康风险生态化、全球化、跨代化的现实趋势，也为全球健康提供了生态伦理基础，使健康目标从传统的人群福祉转向健康福祉与生态平衡并重的价值框架，推动健康治理从人类中心主义迈向地球系统整体伦理的新阶段。
2.3 治理结构
当前全球健康的治理结构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辅以WHO等国际组织，以及日趋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等）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复杂系统。通过多双边谈判、公私伙伴关系等机制，依据联合国、WHO等制定的规则指南开展工作。［35］这种治理结构旨在通过协调行动应对超越国界的健康挑战，并经历了从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际卫生”向更强调全球健康需求和社会公正的“全球健康”的转变。［36］星球健康的治理体系并非一个独立的、全新的全球治理机构，而是一个强调将人类健康与地球生态系统健康紧密联系起来的跨学科、跨部门、整合性的框架。其参与行为体也极为广泛，包含主权国家、地方政府、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界、私营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特别是社区、青年和土著人民）。［25，3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其以年度会议形式召集各行为体齐聚协商，聚焦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应对路径、温室气体减排具体举措等关键议题的解决方案。［38］
在治理结构方面，星球健康并没有拓展或者重构治理机构，仍旧是以改造和增强现有机构的能力，通过扩展其概念范围和伦理维度，将星球健康理论整合到现有政策和框架中为主要方式。［25］ WHITMEE等指出，星球健康的治理主体应涵盖医疗卫生界、学术界、联合国及布雷顿森林机构、政府、投资者、企业报告机构和民间组织，需打破单一部门主导的治理模式。［1］ PHAM等人认为，星球健康的视角要求全球健康治理体系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短缺、污染等环境议题提升到与传染病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通过跨部门协作实现环境与健康的协同治理。［39］这意味着在制定健康战略时，需要优先考虑那些能够同时改善环境健康和人类健康的干预措施。然而，这类跨部门协作本质仍是对主权国家治理的补充而非替代，其效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国环境政策自主权，部分国家可能因自身短期利益而对协同行动缺乏积极性。与全球健康治理相似，当前星球健康治理也常因国家与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之间协调不足，或地缘政治紧张而陷入停滞。［40］
2.4 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全球健康往往以疾病负担、健康不平等和卫生体系等为主要切入点，关注跨国与人群健康，侧重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41］其研究设计多围绕危险因素、健康结局与卫生系统响应展开，强调问题的可测量性、可归因性和可操作性，数据多来源于人类健康指标（如发病率、死亡率、健康公平指数）及社会经济数据。与之相比，星球健康领域则从生态系统出发，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压力等视为健康风险生成的上游驱动力，强调系统思维与跨学科融合，关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自然系统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多维度影响。［27］在因果机制与证据体系的构造上，全球健康以流行病学设计、临床试验和卫生服务研究为核心工具，通过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和政策评估等方法，识别特定暴露或干预与健康结局之间的因果关联，注重因果链条的相对线性和可验证性。星球健康在此基础上引入地球系统模型、综合评估模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情景分析等方法，通过整合气象数据、生态系统监测数据、人类健康统计数据及社会经济数据，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和反馈循环。［27，42］由此可见，星球健康在研究中更强调长期性、不确定性和系统反馈。
在干预策略方面，全球健康传统上聚焦卫生体系强化、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促进，通过改善服务可及性、提高卫生资源配置效率和减缓健康不平等来优化人群健康结局。星球健康在此基础上，将干预焦点迁移至健康风险生成过程中的上游驱动力，强调通过重塑食物系统、能源系统、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土地利用格局等驱动因素，同步实现人与地球的共同健康。［43］在这一逻辑下，健康目标不再仅限于通过扩大卫生手段实现，而是通过推动低碳能源转型、可持续饮食模式、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系统性举措实现联合收益。星球健康通过扩展全球健康的卫生干预手段，将健康目标嵌入更广泛的环境与发展政策之中，为全球健康提供了一个系统性更强、时间尺度更长、部门参与更广的干预平台，使以健康为导向的政策延伸为全社会、全政府参与的结构性转型。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星球健康与全球健康在方法论上并非割裂，而是呈现出显著的统一性和继承发展关系。星球健康与全球健康均超越传统生物医学的单一视角，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公共卫生、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领域的理论和技术以应对复杂的健康决定因素。［27，44］从方法论演进的角度看，星球健康并未否定全球健康既有的研究分析工具，而是在其基础上嵌入生态系统的约束条件，是全球健康在人类世时代的必然发展和必要深化。
3 整合视角下的星球健康与全球健康
基于概念内涵、价值观、治理结构和方法论四个维度对全球健康与星球健康的辨析，可以认为，星球健康并非新的独立学科，而是全球健康在环境维度下的深化与扩展。［41］星球健康为全球健康提供了生态可持续的新视角，推动全球健康的关注重点从人类健康扩展为人类—自然协同健康。展望未来，将星球健康理念有机融入全球健康理论与实践，有望成为全球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向。全球健康为星球健康提供实践平台与治理依托，星球健康则为全球健康注入生态导向与长远视角，两者协同可共同促进人类福祉提升与生态平衡双重目标的实现。
3.1 整合理论框架，面向人类与地球系统的协同健康
全球健康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虽以提升全人类健康水平与实现健康公平为核心目标，但并未割裂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的关联。多份权威研究与报告均将“气候变化与环境健康”列为全球健康领域的核心挑战之一，明确承认自然环境对卫生系统脆弱性、健康不平等的直接影响。［3，5，38］这表明全球健康的理论框架中，环境始终是关键变量，只是其视角聚焦于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而星球健康则进一步将视角拓展为人类健康与自然系统的共生关系，将环境从影响因素升级为存在基础。这种扩展并非对全球健康框架的颠覆，而是对其“环境—健康”关联逻辑的深化：全球健康回答了环境如何影响人类健康，星球健康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人类健康如何依赖并反哺自然系统，二者共享人类福祉优先的核心价值，仅在自然系统的角色定位上存在维度差异，而非学科本质的差异。
从最终目标上看，全球健康与星球健康均超脱单一国家利益，以全球福祉为共同指向。全球健康聚焦人类个体与群体健康，通过跨国疾病防控、卫生资源配置与健康公平促进等手段，实现人类在身体、心理与社会层面的良好状态；星球健康则进一步将人类文明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系统纳入同一分析单元，认为在缺乏健康、稳定的自然系统条件下，人类健康的长期维系难以实现。因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是关注范围的拓展而非目标的冲突。星球健康并未否定全球健康的核心目标，而是为其增加了生态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二者概念高度兼容且目标协同，星球健康更宜被视为全球健康的价值与理论补充。
3.2 依托既有全球健康治理体系，以协同治理提升全球健康实践效能
全球健康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形成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WHO为协调中枢、《国际卫生条例》等国际法工具为制度基础的多层级治理体系。星球健康并未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治理机制，其倡导的跨部门网络化治理涵盖医疗卫生界、联合国机构、民间组织等，本质上是对全球健康现有治理体系的补充而非重构。星球健康为全球健康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并未对全球健康的多元行为体和治理结构进行重构。更关键的是，星球健康面临的治理挑战与全球健康高度重合，进一步凸显其对现有体系的依赖。星球健康面临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技术、话语权上的权力失衡等问题，均在全球健康治理的健康公平、跨境协作等重要议题中得以体现。若脱离全球健康的治理主体与机制，星球健康的理念将沦为抽象的理论倡导，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分支属性而非独立学科属性。
在国内政策实践层面，需以“健康中国”战略为核心载体，推动星球健康理念的本土化落地，弥补现有政策工具中对气候变化与生态退化健康效应考量的不足。一方面，应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将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等星球健康关切系统性纳入卫生政策、环境政策和发展规划，推动将健康目标前置嵌入减排、减污、增汇和生态修复等重大行动之中。另一方面，应鼓励卫生、生态环境、交通、城乡建设等多部门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协同工作机制，使星球健康理念从部门倡导上升为跨部门协同行动的制度安排。在全球层面，面对我国星球健康研究和政策实践相对滞后于国际前沿的现状，需进一步强化国内外学术协同和政策对话，加速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双向转化。未来，我国可在卫生援外、跨境传染病防控以及全球卫生治理参与等关键领域中，将星球健康的系统思维有机融入全球健康合作与倡议，强调人与自然协同健康的中国主张，为推动人类福祉与生态平衡双重目标的实现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健康与星球健康治理方案。
3.3 依托全球健康研究体系，构建面向人类世的综合分析与干预框架
独立学科的另一大特征是建立一套独立的研究体系，而星球健康目前仍停留在跨学科整合的阶段，未形成专属的学术体系。星球健康的研究方法、理论工具均来自全球健康及相关学科，缺乏独立的学科内核。从方法学来看，星球健康虽强调系统思维与跨学科融合，整合了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技术，但这些方法均为现有学科的成熟工具，而非星球健康独创，其相关数据收集、风险评估等研究内容，本质上是对全球健康相关方法的扩展应用。从学术基础来看，尽管目前已出现Lancet Planetary Health等相关期刊，星球健康的研究基础仍较为薄弱。2000—2025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星球健康为主题的文献仅2 864篇，而全球健康相关文献则高达158 370篇，前者的学术影响力仍处于新兴方向阶段，并未完成较为成熟的学术体系构建。此外，星球健康的核心研究成果均发表于全球健康或环境领域的主流期刊，其作者团队也多来自全球健康机构（如 WHO、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环境机构的合作，未形成独立的学术共同体。这种依托全球健康学术体系开展跨学科讨论的特征，进一步说明星球健康尚未具备独立学科的学术基础，仍是全球健康领域内聚焦生态与健康协同作用的分支方向。
在此基础上，未来星球健康研究的重点是依托全球健康这一成熟研究体系，构建适应人类世特征的综合分析与干预框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在全球健康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中系统性嵌入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地球边界等关键概念，将人类健康的风险控制前移至自然与社会系统驱动力的生成阶段，推动从末端健康结果转向对上游环境与结构性因素的系统性防控。另一方面，应在公共卫生、全球健康等相关专业的课程与人才培养体系中增设星球健康、生态健康、气候变化与健康等模块，并依托跨学科科研平台，将环境科学、社会科学与卫生健康的学科团队进行制度化整合，形成以全球健康为核心、星球健康为重点方向的研究共同体。这样既可避免因学科标签化导致的资源分散和学术内耗，也有助于将星球健康的系统思维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和决策支撑方法，推动面向人类世的综合分析与干预框架落地。
作者贡献：刘嘉骏负责文献梳理、论文撰写与修改；王敏敏协助研究方案设计与论文撰写；任明辉参与论文的质量控制与监督管理。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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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ary Health and Global Health： A four-dimensional comparative framework for synergy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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