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表现为劝募形式单一，劝募方式被动，激励策略单一。在劝募方式上，医疗卫生领域基金会的劝募形式普遍单一，往往通过介绍或公开宣传吸引潜在捐赠者，极少主动挖掘、发展潜在捐赠者：(1)公募基金会大多通过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定期组织大型劝募活动，并借助“名人效应”来增强活动的影响力。其宣传往往只针对基金会本身，极少对各慈善专项进行精细化劝募。(2)非公募基金会受政策限制不能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劝募，也极少组织小范围的劝募活动。其劝募方式多采取“一对一”策略，单独与潜在捐赠者进行较深入的劝募沟通。针对捐赠者的激励策略方面，基金会所能给予捐赠者的优惠措施往往只有抵税，激励政策缺乏吸引力和灵活性。此外，由于医疗卫生领域的特殊性，为保护患者隐私，防止过度宣传造成医疗行为的改变，助医类基金会通常在劝募过程中要严格限制患者资料的公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劝募效率，间接造成慈善激励形式的单一化。

信息公开与披露的质量是影响基金会透明度的主要因素。高质量的信息公开不仅可以对捐赠者形成有效的反馈激励，也是慈善组织获得社会公信力的有力保障。但目前医疗卫生领域基金会普遍面临信息公开渠道不畅和公信力较低的问题。大多数基金会由于财力限制，未专门搭建信息公开的平台(如基金会官网)，其信息公开的唯一渠道仅为政府统一要求的渠道，而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多为报纸类的纸质媒体(如北京法制晚报)，在全面信息化时代，纸质媒体缺乏关注度，公众信息可得性无法得到保证，从而影响了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慈善捐助中，患者重复募捐现象较为常见。我国很多助医类基金会的慈善方向都有重叠，待扶助患者为获得救助，常多方申请，而基金会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导致部分患者可能会重复受到捐助，而另外一些患者却得不到任何救助。

慈善救助资源是有限的，助医类基金会在扶助困难患者时，往往需要对扶助患者进行排序。而排序的透明程度直接影响救助的公平性与公信力。实践中，很少有助医类基金会公示其排序原则。通过深入访谈发现，助医类基金会患者排序的主要原则如下：

(1)效益性原则。安全性是患者救助时的首要考虑因素，为提高慈善效率并减少医疗纠纷，慈善组织往往仅对病情较轻、手术安全的患者实施医疗救助。综合性基金会的医疗救助专项中多采取这种形式，由于专项资金有限，基金会多以“一刀切”的方式设置诸多限制条件，如仅对某个特定区域内病情较轻的患者进行救助。这种救助原则因效率高、纠纷少等优点被广为采用。然而，也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 “歧视”救助，对未能纳入治疗范围的重症患者不公平，有违慈善的意义与宗旨。

(2)公平性原则。基金会为彰显公平减少纠纷，对符合条件的患者按申请的先后顺序将有限资金平分给同等条件、同期申请的家庭。这在单纯性助医类基金会中较为多见，此类基金会往往设有长期的助医专项，有较稳定的慈善资金来源。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公平性强、易操作，但缺点是灵活性弱，急症患者往往无法得到优先扶助，重症患者也很难申请到更多的救助资金。“公平性”原则使所有患者都无法得到足够的治疗资金，从而降低了扶助效率。

(3)综合性原则。疾病情况、家庭状况是两个最主要的评审维度，首先由专家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进行疾病评估，急危患者可以得到优先救助；其次结合患者家庭状况与疾病情况，对重症患者予以救助金倾斜(如全额减免)。这种排序方式显然是三种排序原则中最为合理的，但因其对基金会管理水平以及资金量充足程度的要求较高，目前少有助医类基金会采用这种排序原则。

多数基金会表示，由于捐赠者越来越倾向于对个别慈善项目的“定向捐赠”，导致基金会内部慈善资源的分布与需求结构性失衡。一些慈善项目的救治资源充足甚至过多(如耳蜗置换、简单先心病)，而另外一些慈善项目的救助力度却明显不够(如白血病、脑瘫)。这种现象在助医类基金会中尤为明显，主要是因为捐赠者在进行捐赠时往往具有一定的扶助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会直接导致慈善捐赠的不平衡，从而影响基金会的救助效率。

医疗卫生领域基金会中，社工的工作量往往非常大。社工的精细化服务贯穿于医疗扶助整个过程，如接站、与医生沟通、术前访谈、术中术后护理、回访等。虽然精细化的社工工作并非每家基金会都能做到，但细致又人性化的社工流程将是未来基金会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不少基金会表示，社工工资难募集是影响基金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目前法规规定，社工工资须在“行政支出”中列支，而《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的10%的法定支出根本不足以弥补大量的社工工资，基金会只能通过募款的方式专项募集社工的工资支出。而现实中，却很少有人愿意把善款捐给这一专项。调查发现，人们对社工的认识存在误区，混淆“社工”与“义工”的概念，无法理解社工的工作与意义。

目前，我国发展类基金会普遍处于艰难生存的阶段，募款难是最主要的问题。访谈发现，这不仅与医院及发展类基金会的低效率劝募有关，也与我国民众的认知有一定关系。民众普遍认为医院在医患关系中总是“强者”而非“弱者”，同时认为医院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应是国家的责任而非慈善，因而民众更倾向于捐助个体患者。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规定的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不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访谈中医疗卫生领域基金会主要对70%与10%的支出比例存在异议。一方面，医疗卫生领域公募基金会(尤其是助医类基金会)难以达到上年总收入70%的公益支出。一是医疗服务具有过程性的特点。在对患者的定向捐助中，只有患者出现治疗终结事件(治愈或死亡)后，定向捐款才可以转作他用。而疾病治疗与医疗费用支付往往需要跨越多个年度，很多患者无法在当年达到年度支出要求，需要基金会用其他资金去弥补，以保证支出总额达标。第二，助医类基金会以限定用途的定向捐款为主。对于慈善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的慈善专项(如耳蜗置换)，若当年专项支出无法达标，同样需要用其他专项款或非定向款弥补，这将影响基金会对筹集资金的整体使用计划，给基金会造成非常大的支出压力。另一方面，对资金规模较小的基金会而言，10%的行政支出难以满足机构的运行需求。一是助医类基金会需要大量的专业社工，10%的行政支出难以弥补社工工资。二是对于依托医院发展的转型期基金会而言，若基金会未来向独立的人事、财务机构过渡，将因失去医院资金的支持而面临行政支出严重不足的发展困境。

年检制度规定，基金会的公益支出必须以实际发票为准。这项规定本意是防止徇私舞弊，有效监管慈善资金的使用情况。然而，医保报销发票与患者自付发票往往在同一张发票联上，导致很多患者在经过医疗保险报销费用后，就失去了继续接受基金会慈善扶助的权利。

很多医疗卫生领域的基金会不具备独立开创与维护信息平台的能力，而政府搭建统一、畅通的信息化平台，可以降低医疗卫生领域基金会网站的开发维护成本，满足基金会信息公开与宣传的基本需求，提升基金会透明度。

政府搭建信息化交流平台，可以将患者的申请与救助信息在平台内共享，减少患者重复救助，提高慈善资源配置效率。

创建三种标准化排序原则：效益性原则、公平性原则、综合性原则。效益性原则侧重于患者疾病的危重程度与预后情况；公平性原则侧重于患者申请的先后顺序与家庭贫困情况；综合性原则即兼顾公平与效率。首先，慈善机构根据统一标准对申请者疾病情况、家庭情况、申请时间顺序等多项评估因素进行核定。然后根据核定结果对各因素赋予不同权重，通过打分对申请者进行量化排序。一方面，慈善机构要公示各慈善项目的排序原则。另一方面，平台可根据三种不同原则排序患者信息，捐赠者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扶助对象进行定向捐赠。这样，既可以改善目前基金会选择资助对象随意性的现状，又可以提升慈善捐助效率，增强慈善信息透明度与公信力。

信息化平台可以根据患者统一填报的信息，自动归类并推荐到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供患者选择。慈善组织也可以设置准入标准，筛选符合扶助条件的患者进行双向选择。

管理部门可以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设定考核标准，细化考核指标，定期对平台内慈善组织进行考核评估，并在平台内进行排名与公示。这个过程可以委托专业的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进行，以提升行业公信力，创建良好的卫生系统募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