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和实践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工作机制，促进了艾滋病综合防治能力的提高，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多部门合作一直是我们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薄弱环节，仍存在不少问题。^[1]探索有效的多部门合作机制是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组织机构通过合作关系网络动员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组织机构间的信任、网络与参与、规范和共同语言等特征，包括组织内和组织间社会资本两个方面。^[2]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润滑剂，可以补充正式制度在信息流动和资源获取等方面的不足；蕴含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有利于推动为共同的发展目标而达成集体行动，进而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率。因此，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对分析多部门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路径和效果表现出独特的解释力。^[3]当前研究者关注赢利性组织的社会资本较多，而关注一些公共机构的社会资本较少。^[4]文献复习表明，国内外从组织层面探讨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相关问题的研究罕见报道。本研究主要考察艾滋病防治委员会成员单位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满意度的关系，以期为推动艾滋病防治工作建立多部门长效的合作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艾滋病疫情情况，高、中、低流行区各选2个省份，合计选择6个省。根据多部门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和现场配合情况，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最终确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吉林省、安徽省、湖南省和山西省作为调查现场。

2012年4—11月，课题组调查了省级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与成员单位关键知情人。其中与艾滋病防治关联度高的各部门尽可能纳入调查(包括公安、民政、司法、财政、劳动保障、建设、铁道、交通、卫生、人口计生、工商、广电、食品药品监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每部门调查1位关键知情人，共计79人。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多部门是指省级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及其成员单位。将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多部门看作一个团队或联盟，多部门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这个团队或联盟的社会资本。在已有的用于实证研究的团队社会资本量表基础上^[5]，从5个维度14个条目测量多部门的社会资本，即网络与参与、规范、信任、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1) 共同愿景：指多部门成员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目标及使命的认同情况。(2) 共同语言：指多部门成员对艾滋病防治所需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认同情况。(3) 信任：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测量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对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力的信任情况。(4) 网络与参与：测量部门间联系的频率，以及非工作上的人际关系。(5) 规范：测量多部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建立的奖惩制度情况。

2012年4—12月，通过现场和电子邮件发送问卷由知情人自己填写的方法，完成了问卷的收集工作。

定量资料采用EpiData3.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13.0开展数据分析。分类资料使用构成比表示，并进行相关分析，计算Kendall's等级相关系数。双侧检验水准为ɑ=0.05。依据5个公因子的得分，采用因子得分的均值0作为切割点，将其分成0和1有序变量，1表示高水平社会资本，0表示低水平社会资本。

2 结果 2.1 社会资本问卷效度检验

根据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其卡方值为357.105，P值 < 0.01，球形假设被拒绝，指标间并非独立，取值是有关系的，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Kaiser-Meyer-Olkin (KMO)检验值为0.700，所以数据完全适合做因子分析。

2.1.1 社会资本公因子的提取

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提取社会资本公因子。表 1列出了所有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及其对总变异解释的贡献率。提取出来的5个因子累计可以解释71.885%的总变异。

从表 2可以看出，第1个公因子主要解释了条目9、10、11的变异，第2个公因子主要解释了条目6、7和8的变异，第3个公因子主要解释了条目12、13和14的变异，第4个公因子主要解释了条目1、2和3的变异，第5个公因子主要解释了条目4和5的变异。将上述结果与原来的问卷维度相比较，发现因子分析的结果与最初的设计完全一致。

2.1.2 社会资本问卷信度检验

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计算社会资本问卷的信度。本研究将14个条目都纳入分析，结果显示，问卷的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773。

2.2 社会资本因子水平

表 3显示，总体上，“信任”和“共同愿景”因子高水平的比例较高，而“规范”因子的高水平的比例较低。中流行调查省份“网络与参与”和“共同愿景”因子高水平的比例最高；高流行调查省份“信任”因子的高水平比例最高；低流行调查省份“共同语言”因子高水平比例最高，以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3 艾滋病防治满意度

本研究从三个方面考察了不同疫情地区的艾滋病防治满意度情况，分别是防治工作能力、防治工作经费和防治效果。表 4显示，不同疫情调查地区对艾滋病防治经费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5.936，P=0.003)，中流行调查地区对艾滋病防治经费不满意的比例最高。

2.4 多部门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满意度的关系

表 5显示，信任与多部门防治工作能力、工作效果和工作经费满意度均相关。共同语言仅与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力满意度相关。

3 讨论 3.1 社会资本问卷信效度

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测量主要应用于企业，卫生领域定量测量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尚属于首次。本研究在课题组个体水平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了之前研究者开发的团队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讨论最终确定了5个维度14个条目的测量指标保证了社会资本测量问卷的内容效度，研究结果表明信度、效度良好。

3.2 多部门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满意度的关系

单因素分析发现信任与艾滋病防治能力、效果和经费满意度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02, 0.315和0.325)，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信任与艾滋病防治经费满意度相关性更大。有国外研究者认为信任处理好会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6]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可能由于组织层面的信任有助于从多部门中发掘整合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的独特能力和潜在贡献，有助于消弥多部门之间的艾滋病防治资源的浪费，进而“大幅删减成本”^{[7, 8]}；此外，多部门之间的信任，有助于调动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有利于减少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因经费不足带来的障碍，从而提高工作经费满意度。

多部门通过参与协调会议、例会、联合督导评估等活动，使艾滋病防控人员更加了解自己及其他部门的职责，有利于培养部门间的信任。从而更好地调动多部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多部门创新性地开展工作，减少资金和人员不足这些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短板带来的制约，从而降低了成本。有研究者指出，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信任是彼此互动的结果。^[9]信任的水平说明了多部门合作的能力，会从多维度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信任对关系导向和人情特色的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多部门合作参与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10]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多部门参与机制的有效建立，可以尝试把多部门信任的培养作为突破口。

共同语言与艾滋病防治能力满意度相关。共同语言反映的是多部门掌握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的情况，共同语言水平高的部门自评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力满意度也较高。这提示开展多部门培训，尤其是在高流行区开展针对性强、形式多样能够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培训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