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众多国家, 其受地理环境、文化传统、自然气候等要素综合作用, 多样性非常明显。同时,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大国博弈、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进一步拉大了各国之间的差异, 因此对国家差异的客观认知和科学的国家分类成为政策有效性的前提。

现有分类标准包括单一标准和复合标准两类。单一标准分类方法主要是基于地理位置, 或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划分。^[1]此外, 复合标准主要包括国家风险、投资环境、安全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2-8]还有学者围绕贸易网络空间邻近性^[9]、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水平^[10]等开展分类研究。上述研究为构建国家分类指标体系提供了丰富视角,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单一标准分类过于简单, 没有考虑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 如按人均收入分类不能充分体现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结构和质量等内容；其次, 分类研究关注的范围有待拓宽, 以增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认知；最后, 基于卫生领域的特点, 应设计针对性的合作分类指标体系。

综上, 本研究旨在通过文献研究法、Delphi法和层次分析法, 从多个维度系统性探索基于卫生合作视角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指标体系, 用于对沿线国家进行合理分类, 从而为政府部门制定“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的针对性策略、全球健康领域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框架

本研究借鉴“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制度性集体行动”等合作理论的思想, 综合文献梳理结果, 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征, 形成研究框架(图 1)。

首先, 内部动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寻求卫生合作的逻辑起点, 而合作动机则来源于合作需求。根据IHME网站公布的“健康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来看, 51.6%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分低于中国, 后发优势理论表明这些国家可在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吸取先进国的经验, 取得跳跃式的发展^[11], 因此他们更加具有卫生事业合作需求。另外,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领域, 据此可以进行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与合作等^[12], 因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样存在健康产业合作需求。其次, 对于双边合作而言, 与某一特定国家合作的意愿无疑会受到与该国双边关系的深刻影响。最后, 根据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13], 合作风险是影响合作机制选择的重要变量, 即合作风险更多影响合作过程和模式。因此, 本文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事业合作需求和健康产业合作需求, 明确合作的重点或潜在领域, 通过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合作环境, 识别合作的意愿、主要风险点。

1.2 资料来源

检索中英文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包括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 英文数据库包括Pubmed、Web of Science等。通过文献研究, 提炼、归纳总结一级指标, 并根据一级指标的内容, 以准确性、可比性、可得性和完整性为原则确定二级指标, 组成初拟的指标体系。二级指标主要有三个数据来源：一是国内外官方统计数据, 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家统计局等的官方统计数据；二是出版专著, 包括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2018)等；三是购买海关统计数据, 购买方为“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

1.3 研究方法与过程 1.3.1 Delphi法确定指标内容

自行编制函询问卷, 在征求9位专家的意见后修改完善。本研究的专家遴选标准为：(1)硕士及以上学历；(2)具有多年全球卫生领域工作经验；(3)来自国际组织、政府、企业和高等院校等不同领域机构。根据上述标准, 最终确定了17名专家。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采用平均数、变异系数、Kendall和谐系数(以下简称“W”)等进行统计学描述。专家的积极系数用函询问卷的回收率表示, 权威程度Cr由对指标的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决定。

1.3.2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项指标权重及组合权重进行测定：(1)构造各层级的两两判断矩阵, 根据专家打分对各个指标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并按照Satty1—9比例标度赋值；(2)求各层级两两判断矩阵的权重向量和最大特征值；(3)对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2 结果 2.1 初拟指标体系

梳理文献发现, 反映卫生事业合作需求的卫生需要与供给的重要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其次, 健康产业是跨越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的领域^[14], 为了在这一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对该产业贸易现况与潜力的关注必不可少；再次, 双边关系是合作的基础条件, 如果缺少双方政府的支持, “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点决定了与之开展合作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风险, 需要因地制宜地选取合作模式。根据以上分析, 确定分类指标体系的四个维度：卫生需要与供给、贸易现况与潜力、双边关系和合作风险。在确定一级指标后, 根据遴选原则, 初步遴选了32个二级指标, 组成了初拟的指标体系。

2.2 Delphi咨询结果 2.2.1 专家情况

最终的咨询小组由13名专家构成, 专家单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卫生健康委、中国商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医院、企业和群众团体等(表 1)。本研究第一轮共发放17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13份, 积极系数为76.5%；第二轮发放问卷13份, 回收有效问卷13份, 积极系数为100%。根据专家的自评结果赋分后, 计算得专家的权威程度Cr=0.724。

2.2.2 专家咨询结果

根据初拟的指标体系进行第一轮咨询, 经计算, 一级指标的W为0.243, P值为0.024；二级指标W为0.351, P值为4.576×10^-16。在α=0.05的水准上, 可以认为13位专家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重要性”的评分具有一致性。

除“重要性”打分结果外, 课题组综合专家的打分结果和修改意见, 经充分讨论后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一定的增减或替换：(1)纳入8个新增二级指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总和生育率”、“避孕药具普及率”、“白内障发病率”、“慢性肝炎发病率”、“近三年年平均贸易增长率”、“来华留学人数”、“签证申办难易程度”。(2)用指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替换“婴儿死亡率”。(3)删除“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华旅游人数”等四个二级指标。

第二轮咨询结果中, 所有初拟的二级指标“重要性”得分的均值为3.95, 略高于第一轮的3.93。一级、二级指标的W分别为0.383和0.441, 均有较大提升。所有协调系数卡方检验的P值均小于0.001。在新增指标部分, 经过第二轮的咨询, 其平均分为3.33, 说明总体上专家认为新增指标“重要性”不高。新增指标“重要性”变异系数的平均值为0.27, W为0.357, P值为3.31×10^-5(表 2)。

2.2.3 指标筛选方法及最终指标体系

本研究结合界值法、专家意见和课题组的讨论筛选指标。“重要性”得分的界值计算方法:“界值=均数－标准差”, 得分高于界值的入选；变异系数的界值计算方法:“界值=均数+标准差”, 得分低于界值的入选。为防止重要的指标被剔除, 在以上2个衡量尺度中, 凡2个尺度均不合要求的指标才剔除。对于有1个尺度不合要求的指标, 课题组组根据完整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可得性等原则, 结合专家意见经讨论后取舍。

依据界值表, 原有指标中, 直接删去的指标包括：建交时长、对中医用敷料进口额占比；结合专家的意见, 经课题组讨论后删去的指标包括：双边医用敷料进出口总额、驻我国使领馆数。新增指标中, 结合专家咨询结果, 经课题组组讨论后删去的指标包括：白内障发病率、慢性肝炎发病率、签证申办难易程度、来华留学人数、避孕药具普及率、总和生育率。

确定最终纳入的指标后, 根据层次分析法计算各层级各指标的权重。最终的国家分类指标体系包括4项一级指标、25项二级指标(表 3)。

3 讨论 3.1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运用Delphi法的关键在于权威专家的选择和严谨的研究过程。本研究所选择的咨询专家100%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84.6%的专家具有10年以上在全球卫生领域的工作经验, 且来自包括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医院在内的多个单位, 使咨询结果汇集了多方意见, 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专家的权威程度Cr=0.724, 一般认为, Cr≥0.70时专家权威程度即可接受, 因此本研究具有较好的权威性, 为咨询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保证。

本研究严格遵循Delphi的要求筛选指标。如根据专家建议, 将“婴儿死亡率”指标改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从而更全面地反映儿童健康情况。本研究以界值法为主要依据确定最终纳入的指标, 并分别对指标的“重要性”和“变异系数”设定界值, 既保证了纳入指标的“重要性”足够高, 又确保对于该指标, 专家之间的分歧不会太大。第一轮一、二级原有指标的和谐系数为0.243、0.351, 第二轮为0.383、0.441, 均有较大提升, 说明经过两轮咨询, 专家对原有指标“重要性”认识的一致性有了较大提高, 专家咨询的结果趋于一致。所有协调系数卡方检验P值均小于0.001, 说明原有指标评估意见协调性好, 结果可取。综上, 本研究通过两轮专家咨询, 确定了一些较具有共识的指标, 总体上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3.2 指标体系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探索性构建了一套由卫生需要与供给、贸易现况与潜力、合作风险和双边关系4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构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指标体系。对政府而言, 决策者可以根据政治基础和卫生需要的迫切程度选择优先合作对象, 并在充分考虑合作风险和两国间贸易状况后, 制定更为精准的国别合作策略。对相关企业而言, 领导者可以结合贸易现况与潜力、合作风险等情况, 采取合适的海外并购、投资建厂等经营策略。对科研机构而言,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理论或方法学参考。

虽然有限的指标不能涵盖所有国家的实际情况, 但本研究指标体系的构建结合了Delphi法、层次分析法等统计分析方法, 并合理借鉴了实务专家经验, 因此, 为提升国别卫生合作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分类工具和分析视角。

3.3 指标体系的不足之处

权威的专家小组、Delphi法的严谨实施和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是本研究的主要优势。然而, 由于本研究属于首次基于卫生交流合作的视角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类指标体系, 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一级指标与其所对应的二级指标的“重要性”得分不一致, 说明专家对二级指标反映一级指标的效度存在不同意见, 指标体系需进一步完善；(2)专家小组来自多个不同单位, 可能会导致某些专家对某些指标不太熟悉；(3)专家小组人数偏少。由于咨询问题的涉及面颇广, 本研究虽然发放17份问卷, 但最终接受咨询的专家为13位。当然, 经查阅基于Delphi法的研究文献, 亦有不少研究选取的专家人数为10~15人。

为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指标体系, 后续研究可以在如下方面加以改进：第一, 鉴于“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具有多领域、多主体等特点, 可以关注更多的影响因素。第二, 运用Delphi法进行指标筛选存在主观局限性, 故在保证专家背景多样性的基础上, 可以适当增加专家小组的人数。第三, 考虑到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可以分领域进行咨询, 或针对不同领域分别设置专家的权重, 使指标的得分更具科学性。

4 建议 4.1 关注卫生需要与供给, 开展精准合作

卫生需要反映了一国居民对卫生服务的客观需要, 一国民众的卫生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是其与其他国家开展卫生合作的根本原因之一, 而一国的卫生供给是该国卫生需要能否被满足的直接影响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卫生需要与供给的矛盾显著存在, 通过细致的考察可以找到该国卫生领域的薄弱环节, 有助于确定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从研究结果来看, 卫生需要与供给汇集了最多的共识, 这一结果提示我们要深入研究每个国家的具体卫生状况, 深挖当地的实际需要。

4.2 动态监测合作风险, 形成常态化机制

合作风险影响“一带一路”卫生合作机制的选择。其中, 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的“重要性”得分最高, 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形势比较严峻, 在未来的合作中, 我国政府应密切关注合作国家的相关形势, 及时调整合作策略, 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外出合作人员的安全。另外, 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也获得了专家们较多的关注, 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健康产业合作紧密相关, 如持续的通货膨胀和剧烈的汇率波动将导致一国的投资环境恶化, 国内企业可通过完善风险管理、创新金融产品等防范此类风险。在对外合作的过程中, 文化差异的影响时刻存在, 在理解双方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的来说, 在“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的过程中, 应及时做好对各类风险的识别、评估、预警和处置工作, 并形成常态化监测机制。

4.3 优先考虑与政治基础好的国家开展合作

双边关系的好坏影响卫生合作的意愿。从最终指标体系来看, 双边关系所对应的二级指标是“高层互访次数”和“伙伴关系”, 它们均与双边政治关系高度相关, 而反映经济、文化等领域双边关系的指标由于专家咨询的得分较低, 未被纳入最终的指标体系, 这一结果体现出专家对政治关系在双边关系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因此, 优先选择双边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 有助于卫生合作的顺利开展, 从而对周边国家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 通过拓展卫生合作, 深化双边关系。

4.4 以产业为抓手, 推进健康合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健康产业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仅“一带一路”沿线最初界定的64个国家, 总人口超过30亿, 占全世界人口的43%左右。并且, 上述国家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 具有庞大的健康需求市场, 而随着这些国家的不断发展, 其健康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的所有领域之中, 健康产业合作汇聚了外方人员最多的共识, 表明其希望通过与中国的产业合作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国内企业若能借助对贸易现况与潜力指标的分析, 抓住机遇, 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健康产业的市场, 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各项基础。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