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health policy and systems research, HPSR)旨在了解和改善组织社会实现群体卫生目标的方式，以及研究如何使卫生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的角色相互协作，为实现政策效果而努力。^[1]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能够为卫生领域的决策者及管理者提供可靠的证据，以支持其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决策。^[2]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联盟(Alliance for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s Research)成立20多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对于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关注与日俱增，相关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作为研究主体，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是决定相关研究数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对于研究能力的评价是学科发展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文献计量分析作为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研究者的能力和研究偏好等情况。在国际上，Krista M. English和Babak Pourbohloul对1990—2015年PubMed数据库中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分析^[4]，发现相关文献的数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而中低收入国家的文献增长情况更加明显。

我国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典型代表，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不断发展，已经形成基本的学科体系和研究力量。^[5]既往研究已对全球范围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比较分析，但缺少针对我国相关文献的系统分析。同时，近十年来卫生领域的改革激发了决策者对于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需求，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可能会呈现出新的特点。本研究试图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通过描述2008—2017年与中国相关的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文章的情况，分析该领域研究者研究能力及研究偏好等情况。

1 方法 1.1 文献来源

本研究以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地区三个中等收入国家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能力评估”项目中，泰国卫生部国际卫生研究所(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Program, IHPP)提供的检索词为基础，制定了英文检索策略。在Web of Scienc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PubMed和Scopus三个数据库中，对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领域的英文文章进行了检索，检索时间为2018年11月。同时，从中国知网选取了《中国卫生经济》和《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作为本研究中文文章的来源，检索时间为2018年9月。

1.2 纳入排除标准

英文文章的纳入标准包括：(1)与中国相关的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文章，对于研究者的国籍和所属机构不作限制；(2)文章的发表时间应当在2008年(含)至2017年(含)之间；(3)文章需要以英文发表在国际同行评议的期刊上。英文文章的排除标准包括：(1)文章的内容与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无关；(2)发表形式非期刊文章或无法获取全文。

中文文章以中国知网中可检索到的2008—2017年发表在《中国卫生经济》及《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中的全部文章为基础，排除与中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无关的结果。

1.3 文献筛选方法

本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卫生体系框架的六个模块^[6]对相关文章进行了研究领域的划分，包括药物和技术可及性(access to medicines and technologies)、卫生筹资(health financing)、卫生信息(health information)、卫生人力(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卫生治理(governance)和卫生服务提供(service delivery)，同时将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作为一个单独关注的领域进行了划分。英文文章分领域进行检索后，将三个数据库检索到的结果按领域导入EndNote软件中进行合并，去重后分领域根据题目和摘要进行文章筛选，若仍有无法确定是否应当纳入的，根据全文进行筛选。最后，将各领域筛选后的文章合并，并记录内容涉及多领域的文章数。中文文章根据文章的题目和摘要进行筛选，若有需要根据全文筛选，筛选后再对文章所属研究领域进行划分。

1.4 研究内容分析

本研究利用VOSviewer软件^[7]进行纳入文章关键词词频分析，并展现相关关键词的聚类情况。为避免部分无实际意义关键词的影响，本研究排除了个别关键词，并对部分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关键词进行了替换(表 1)。调整后，中英文文章最终各纳入了前100个高频关键词。考虑到文章作者在中英文关键词的选取习惯上存在差异，且关键词的选取存在诸多限制，我们同时利用R软件对中英文文章的题目和摘要进行了词频统计，分析了六个与我国新医改密切相关的高频词的时间趋势。

2 结果 2.1 文章纳入排除情况

从PubMed数据库中检索到4 343条，Scopus数据库中检索到7 363条，Web of Science中检索到1 260条；中国知网中获取《中国卫生经济》及《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文章3 697和1 507篇。通过检索及筛选，根据题目及摘要排除无法获取文章题目、摘要或全文以及内容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章。最终纳入英文文章共1 488篇，中文文章3 227篇。

2.2 文章数量及作者分析

如图 1a所示，2008—2017年，中国相关的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英文文章的发表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由2008年的72篇增长到2017年的244篇。其中，2011—2015年增长速度明显，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尽管来自国外机构的文章随着时间推移也有所增加，但国内机构中的研究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相关文章的数量增长明显更快，中国研究者主导的研究文章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图 1b、图 1c和图 1d分别展示了来自不同数据库文章的变化。由于本研究的中文文章来自《中国卫生经济》和《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两本期刊，不能涵盖所有中文文章，因此本研究不对中文文章的发表数量进行分析，但是不同机构发表的中文文章数量和内容可以进行比较。

本研究对国内研究者作为第一作者所发表的中文和英文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图 2)，重点关注国内130余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包括所有“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及部分开展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其他高校或机构)的发文情况。无论是中文文章还是英文文章，发文量前5位的“985工程”高校的发文量超过所有“985工程”高校发文量总和的一半，相较于发文量前5位的非“985工程”高校或机构也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但发文量排名6~10位及以后的“985工程”高校与非“985工程”高校的区别不再明显。

2.3 文章内容分析

中文高频关键词被聚为四类，包括基层卫生改革、医疗保障制度、公立医院改革、基本药物改革。英文关键词分为三类，包括医药卫生体系改革、健康影响因素、公共卫生服务。从关键词聚类的结果看，中英文文章的关注领域有所不同，但医疗保险、医院改革、基层卫生等领域受到了普遍关注。新医改的诸多特点在文章关键词中颇有体现，尤其是中文关键词聚类结果与新医改契合度较高(表 2)。

为进一步研究相关文章对我国新医改的关注情况，从中英文文章的题目和摘要中的高频词中筛选出六个词进行词频变化分析(图 3)，分别为药品/药物(drug(s)/medicine)、费用(cost(s)/expenditure(s))、保险/医保/医疗保障(insurance(s))、服务(service(s))、医院(hospital(s))以及基层(primary)，这六个词涉及医疗、医药、医保三个领域。

从结果来看，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文章，卫生服务相关的研究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中文文章中药品/药物及基层的频率峰值点，以及医院词频变化的拐点均出现在2012年。与此对应的是，英文文章中这三个点均出现在2015年。

2.4 资助情况

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中英文文章受资助比例均整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国内资助一直是中文文章的主要资助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资助在英文文章资助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图 4)。2008年受国内资助与受国外资助的英文文章数量比不足1:2，而这一比例在2017年超过2:1。

3 讨论 3.1 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文章数量增长明显，研究能力提高较快

Krista M. English和Babak Pourbohloul研究了1990—2015年世界范围及中低收入国家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相关的文献增长情况。^[4]通过与其在2008—2014年的结果相比较，本研究表明，与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相关的文章在此期间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或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研究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相关文献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同期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关注中国的卫生政策和卫生体系的发展，通过积极参与相关研究，国内研究者能力得到迅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完成了从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身份转变，在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新医改以来，相关文章的数量增长加快，国家对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关注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尽管随着中国的发展，有一部分国际资金支持流向了更加不发达的国家，但2008—2017年，中英文文章中受资助情况仍保持缓慢增长的趋势。其中，国内资助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文文章中，受国内资助的文章所占比例明显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医改以来国家及相关研究者对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3.2 中英文文章研究热点一致性较高，且研究内容体现了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的特点

根据国务院《“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8]，2012年我国初步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二五”期间把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放在了突出位置。Winnie Yip等的研究中也将中国新医改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9—2011年，主要集中在增加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于基层的关注较多；第二阶段为2012年之后，主要进行公立医院改革以及基层为主的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建设。^[9]中英文文章的高频关键词与新医改的关键领域契合度较高，对题目及摘要中六个高频词语的分析也提示相关文章热点与我国医改政策的变化基本一致。

结合Ahmad Saad等的研究来看^[10]，相比于世界或中低收入国家，我国相关的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文章对于卫生筹资的关注明显更高，这可能与我国的医改特点有关。在医改十年间，公共财政对卫生投入增加^[11]，同时，无论是基层卫生、基本药物还是公立医院改革，均与医保筹资及支付制度、补偿机制等密切相关，医保往往是撬动改革的重要抓手，国内对于卫生筹资领域的关注也是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改革特点的一种体现。

3.3 不同高校或机构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文章的发表情况差别较大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国内研究机构间发文情况差距明显。少数研究能力强的机构(尤其是少数“985工程”高校)在文章发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可能与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研究能力及国内相关资源的分配方式有关。一方面，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能力较强的研究者往往聚集在少数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卫生政策制定者及相关项目管理者在委托项目时，为了保证研究质量，往往更倾向于委托给少数研究能力较强的机构。

尽管少数“985工程”高校相比于其他研究机构拥有更加明显的优势，但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有些非“985工程”高校或机构仍拥有不逊于多数“985工程”高校的研究能力。研究机构间研究能力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随着国家循证决策观念的逐渐增强，对于卫生政策与体系相关研究的需求将逐渐增加，注重研究资源的合理分配，发现、培养并利用好一些“非著名”高校优秀的研究资源，对于促进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改善卫生政策的证据供给进而提高国家及地方决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结论

通过分析2008—2017年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相关文献的变化，本研究发现我国该领域研究表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此领域研究能力的提高，这既得益于国内研究者的学习积累，也得益于国内政策相关研究环境的日益改善，尤其是新医改之后，研究内容更加关注医改相关领域，国家对于相关的研究证据也日益重视。但是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能力整体水平不高，机构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卫生政策关系到人民健康，卫生领域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特殊，未来我国需要更多科学、更符合国情、可行的卫生政策研究和建议，需要我国研究者在提高研究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质量及政策转化，从而促进我国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致谢

感谢所有参与本项目调查的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感谢专家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两次“Capacity assessment of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s Research (HPSR) in three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研讨会上对本项目提出的建议。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