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是其性格形成和人际关系建立和维护的重要基础，对其成年期心理健康和社会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来讲，亲社会行为可以提升其自尊和自我满足感[1]，并为其带来生活的意义感和效能感[2]，而生活的意义感和效能感作为个体生存的基本动机之一，是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新时代背景下，加强个体和群体心理建设，改善社会心态环境是当务之急。
困境家庭儿童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庞大弱势群体。根据民政部(民函〔2013〕206)发布《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按照“分层推进、分类立标、分地立制、分标施保”的原则和要求，建立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将儿童群体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普通儿童四个层次，其中困境家庭儿童包括如下四类：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儿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4 335万人。2010年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数量已超过100万。作为弱势群体，贫困、父母家庭角色缺失等一系列因素促使困境家庭儿童形成了独特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这些弱势使困境家庭儿童的发展和亲社会行为的养成环境有别于孤儿和普通家庭儿童，更需要被关注。
本文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探讨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状况并与普通家庭儿童进行比较分析，以发现其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并分析不同层面的环境因素对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不同等级的影响，探讨其边际效应。从理论意义上讲，基于多重、全面的社会生态学角度分析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亲社会行为在研究群体上的范围，还为分析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实践价值来讲，从社会生态学视角探讨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多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为家庭、政府、社会有针对性实施促进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措施提供实证依据。
1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1.1 文献回顾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并有利于他人以及社会的行为。美国学者Wispe最早将亲社会行为概念化，提出亲社会行为是那些与攻击、破坏等反社会行为处于对立面的行为。[3]国内学者周宗奎在1987年对国外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进行述评，较早定义亲社会行为是个体帮助或打算帮助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及趋向。[4]从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方面，亲社会行为不仅可以为他人带来好处，而且可以为个体融入社会情景提供途径，从而促进其关系的提升。[5]从社会的层面来讲，亲社会行为代表着积极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公益心和责任心的体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6]
就影响因素看，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不仅受到个体子系统因素的影响，环境子系统的因素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在个体子系统层面，儿童亲社会行为主要受到性别、认知能力、情感、性格等多个因素的影响。男生的亲社会行为显著低于女生、攻击行为显著高于女生[7]；研究发现共情(指基于认知基础上的理解和判断他人情感的能力)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8]；儿童的焦虑对亲社会行为和同伴关系有显著的负效用, 对人际不信任有显著的正效用[9]。在环境子系统层面，儿童亲社会行为主要受到家庭环境、同伴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家庭和基于学校的父母参与在总体上能显著提升初中生的亲社会行为发展水平。[10]伴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显现，除了父母的影响外，同伴因素对个体的影响逐渐加强。[11]国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母是缓解流动儿童行为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朋友支持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12-13]；国际上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强调关注家庭和同伴系统对青少年行为适应问题的不同作用[14]。
近年来，部分学者多项研究讨论的是儿童或者青少年的犯罪、自我伤害、校园欺凌等行为，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关注的较少，在现有的研究中，其研究群体更多的集中在留守儿童[13]、儿童[15]、青少年[16]，对困境家庭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还未出现，更未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对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基于困境家庭的生态特殊性，生长于此类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状况如何？其亲社会行为受哪些生态环境因素影响，又有怎样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2 理论与假设社会生态学理论关注人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个体因素(性别、年龄、认知、心理)、社会因素(家人、朋友、社区、政策)以及客观的环境因素(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地理位置以及人为环境中的居住条件、娱乐设施等)等复杂、多层的环境系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同时强调个体行为的多维影响因素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
亲社会行为归属于社会性行为的范畴，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因此在对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时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这一母体。社会生态学理论认为社会环境系统可以分为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等，同时指出微观系统作为个体在生活过程中可以直接体验或者接触到的环境对个体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包括儿童子系统、父母子系统、儿童环境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共同作用于儿童健康和行为方式的不同结局[17]；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等对个体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本研究认为，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应该更多从社会生态学的微观系统进行研究。
由于社会生态学理论中的微观系统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两个层面，本研究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内涵提出假设，同时分析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相互作用。微观系统的物质环境，是儿童绝大多数时间直接接触的家庭、学校等场所，困境家庭儿童由于其父母残疾、或重症、或服刑等原因使其家庭物质环境状态较差，这些物质环境会影响儿童对事物的态度，从而影响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困境家庭儿童更易产生较差的亲社会行为。
社会生态学理论强调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微观系统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共同作用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儿童认知能力对促进两类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作用方面表现出异质性；假设3：监护人的教养方式对促进两类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作用方面表现出异质性；假设4：朋友质量对促进两类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作用方面表现出异质性。
社会生态学理论中微观系统的精神环境，包括儿童的认知能力；家庭中各种与父母的行为、观念等主观性环境相联系的因素，也包括朋友的观念、行为对儿童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相关假设。假设5：认知能力越好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概率将显著减小；假设6：监护人的教养方式积极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概率将显著减小；假设7：朋友质量越差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概率将显著增加。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本研究运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困境家庭儿童健康调查”2018年数据。此次调查在东、中、西地区各随机抽取两个省，东北抽取1个省，在每个样本省随机抽取3个区县开展调查研究。每个区县调查四种困境家庭儿童100名，总计2 099个样本。为方便调查工具的选择和填写，将调查对象年龄限制为6~15岁，同时根据自行填写问卷能力，将调查儿童分为6~10岁组(1 052名)和10~15岁组(1 047名)。从抽中的区县随机抽取666名儿童作为对照。其中，6~10岁(340人)亲社会行为得分是家长版问卷，10~15岁(326人)儿童个人则通过自填问卷，本文选取10~15岁儿童，最终得到1 373个样本。
2.2 变量及其解释研究的因变量采用儿童长处和困难调查量表中对儿童亲社会行为进行测量的5个问题，分别是①我尝试对别人友善，我关心别人的感受；②我常与他人分享东西(食物、玩具、笔)；③如果有人受伤、难过或不适，我都乐意帮忙；④我会友善地对待比我年少的人；⑤我常自愿帮助别人(父母、老师、同学)。五个问题都设有不符合、有点符合、完全符合三个选项，依次赋值2，1，0，加总得到亲社会行为总分(范围为0~10)。将亲社会行为得分在6~10分定义为异常范围；5分定义为边界值；0~4分为正常范围，据此将儿童亲社会行为设置为序次因变量。
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研究讨论如下环境变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状况的影响：儿童子系统中的个体认知能力。通过儿童的学习成绩进行测量，分为差、中等、优秀，以“差”为参照变量。
父母子系统中的监护人教养方式。通过监护人是否重视儿童的学习、在过去一年监护人是否打过孩子、监护人对儿童的生活照顾情况以及监护人与儿童的沟通交流情况等进行测量。
儿童环境子系统中的朋友质量。在朋友质量方面，问卷中共涉及9个问题，分别是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抽烟、喝酒，经常上网吧、游戏厅等，退学了，答案设置分别是没有、一到二个、很多。以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为逆向计分，以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抽烟、喝酒，经常上网吧、游戏厅等，退学了为正向计分，提取公因子获得朋友质量，得分越高，朋友质量越差。表 1描述了研究所采用变量的定义和基本的统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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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及其统计特性 |
基于数据特征和分析需要，使用列联分析和卡方检验考察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是否有显著差异；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环境变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采用边际效应分析不同层面的环境因素对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不同等级的影响。
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作为一种常用的有序响应模型，其表达式为：πij(y≤j)=φ(τi-xβ)=exp(τi-xβ)/[1+exp(τi-xβ)](j=1, 2，…，j-1)，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因变量的优势比将改变exp(β)倍。边际效应分析衡量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18]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中，yi*相对于xi的边际变化为
由表 2可以发现，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比例显著高于普通家庭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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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及其比较(%) |
就认知能力方面，学习成绩越优秀，两类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比例越高。良好的教养方式，使得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可能性更高，同时，近一年曾经被监护人打过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比例低于近一年未被监护人打过的儿童。儿童环境子系统方面，朋友质量对两类家庭亲社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就个体特征的性别因素看，两类家庭表现出差异性，困境家庭的男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比例高于女童，普通家庭的男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比例低于女童；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看，监护人受教育程度对两类家庭儿童的亲社会影响也不同，监护人学历为中学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比例最高，而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比例随着监护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比例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城乡环境来看，拥有农业户口的两类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比例高于拥有非农业户口家庭儿童。
3.2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在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以儿童亲社会行为作为因变量，模型1分析了在控制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困境家庭儿童与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差异性。模型2分析不同社会生态环境对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不同效应。
根据表 3模型1中的结果可以发现，与普通家庭儿童相比，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处于更高等级的概率，统计学差异将显著增大，即困境家庭儿童更易产生较差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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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会生态环境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
模型2结果显示，儿童认知能力主效应的估计值为分别是-0.967(P < 0.05)和-1.603(P < 0.001)，说明儿童学习成绩越好，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处于更高等级的概率将显著减小。个体认知能力中学习成绩与是否为困境家庭儿童的交互作用没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儿童认知能力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在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中不存在差异，即不论是困境家庭儿童还是普通家庭儿童，其学习成绩对亲社会行为都有相似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假设2未能得到验证。
监护人在过去一年是否打过儿童的主效应估计值为0.646(P < 0.001)，与过去一年未被打过的儿童相比，在过去一年被监护人打过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的发生比将提高90.8%；监护人在过去一年是否打过儿童与是否为困境家庭儿童的交互作用没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监护人在过去一年是否打过儿童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在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中不存在差异，即不论是困境家庭儿童还是普通家庭儿童，监护人在过去一年是否打过儿童对亲社会行为都有相似的作用；监护人是否重视儿童学习、监护人对儿童的生活照顾情况与是否为困境家庭儿童的交互作用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监护人与儿童的沟通交流情况的主效应估计值为-2.194(P < 0.001), 与监护人与儿童几乎没有交流相比，监护人经常与其交流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的发生比将降低88.9%；监护人与儿童沟通交流情况与是否为困境家庭儿童的交互项效应值为1.778(P < 0.01)，这说明监护人与儿童的沟通交流情况会加大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差异，这一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3。
朋友质量会加大是否为困境家庭儿童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加剧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差异，这一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4。朋友质量与是否为困境家庭儿童的交互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朋友质量与是否为困境家庭儿童的交互项系数估计值为0.361(P < 0.01)。
3.3 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和边际效应分析为了详细了解各系统因素对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及其三种状态的影响及变化幅度，进一步利用回归模型论证不同社会生态环境对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利用边际效应分析不同社会生态环境对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临界值、异常范围时的影响方向和大小，以证实各系统因素对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实质性影响。表 4模型3的结果显示，对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的解释变量分别是儿童认知能力层面的学习成绩；监护人教养方式层面的监护人在过去一年是否打过孩子、监护人对孩子的生活照顾情况、监护人与儿童的沟通交流情况；朋友质量层面的朋友质量以及性别、家庭人均年收入。分析发现，在个体认知能力层面，学习成绩越优秀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的概率将显著减小，这与本文的假设5一致。在监护人的教养方式层面，监护人在过去一年打过儿童对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异常产生正向影响；监护人对孩子的生活照顾情况、监护人与儿童的沟通交流情况对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监护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照顾，经常与其沟通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概率将显著减小，这与本研究的假设6基本一致。在朋友质量层面，朋友质量越差的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的概率将显著增加，朋友质量越差的困境家庭儿童将产生较差的亲社会行为，这与本研究的假设7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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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和边际效应分析 |
进一步分析各系统因素对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边际效应发现，就个体认知能力方面，与学习成绩差的困境家庭儿童相比，学习成绩优秀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概率将提高18.6%，处于临界值和异常范围的概率将分别减少4.2%和14.3%。监护人教养方式而言，相比于在过去一年没有被监护人打过的困境家庭儿童，在过去一年被监护人打过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概率将减少9.7%，处于临界值和异常范围的概率将分别增加1.8%和7.9%。监护人为其提供较好生活照顾的困境家庭儿童，相比于监护人提供差的生活照顾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概率将增加20.8%，处于临界值和异常范围的概率将分别减少3.9%和16.9%。在沟通交流情况方面，相比于监护人几乎没有和其沟通的困境家庭儿童，监护人经常与其沟通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概率将增加9.5%，处于临界值和异常范围的概率将分别减少1.8%和7.7%。同辈效应方面，困境家庭儿童的朋友质量越差，其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概率将减少5.3%，处于临界值和异常范围的概率将分别增加0.8%和3.6%。
4 讨论 4.1 困境家庭儿童更易产生较差的亲社会行为困境家庭儿童更易产生较差的亲社会行为，相比于普通家庭儿童，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问题突出，这是由于其所处的微观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都差于普通家庭儿童。困境家庭儿童由于其父母残疾、重症、服刑等原因使其家庭环境中的家庭物质环境较差，如居住条件较差，家庭经济负担严重，家具、电视等生活设施匮乏，这些物质环境会影响儿童对事物的态度，从而影响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在精神环境方面，首先父母在残疾、重症、服刑、强制戒毒等情景时，其个性品质、对生活的态度等会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其次处在重度残疾或重病、长期服刑在押或者强制戒毒父母由于其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等精神环境会对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次由于此困境监护人将生活的精力更多的花费在维持生活，而在对孩子学习的关注程度、对孩子的生活照料和与孩子沟通交流方面付出的精力相对较少。以上各方面的因素诱发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出现偏移。
4.2 困境家庭儿童的认知能力越好，亲社会行为越好困境家庭儿童的学习成绩越优秀，其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的概率将显著减少；与学习成绩差的困境家庭儿童相比，学习成绩优秀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概率显著提高。这是由于有着较好认知能力的儿童可以对发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事件作较为客观的评价，更能够产生感恩、积极共情等认知情绪，这种情绪可以对儿童的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
4.3 提升监护人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监护人在过去一年从未打过、经常与其沟通交流并为其提供良好生活照顾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概率显著减少；就边际效应分析结果来看，监护人在过去一年从未打过、经常与其沟通交流并提供良好生活照顾的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正常范围的概率显著提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积极的教养方式能优化家庭功能，促进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提高父母的教育效果，从而有利于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19]消极教养方式则会阻碍其社会技能的发展。[20]也有研究证明高质量的儿童照料同儿童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的儿童照料模式因其质量的差异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21]就其作用来看，监护人与儿童沟通交流情况会加剧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困境家庭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差、家庭结构不完整、监护人的受教育程度偏低等客观性环境的影响，多存在监护人生活照顾缺失的问题，普通家庭儿童的客观性环境相对较好，一般不存在生活照顾缺失的问题。因此，普通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更多的受到其与监护人的沟通交流情况等主观性环境的影响；而困境家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则首先受到客观性环境的影响，其次是主观性的环境，从而使监护人与儿童的沟通交流对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如监护人与儿童的沟通交流对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显著，促使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差异的加剧。
4.4 困境家庭儿童的朋友质量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朋友质量越差，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概率显著增加；就边际效应分析结果来看，朋友质量越差，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处于异常范围的概率将增加，这说明朋友质量作为困境家庭儿童环境子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亲社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进行影响作用分析时发现朋友质量加大了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差异，朋友质量差对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产生调节作用。社会生态学理论认为父母子系统、儿童环境子系统、儿童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当困境家庭儿童的父母子系统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时，儿童环境子系统的朋友质量会进行补位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这解释了为什么朋友质量加大了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差异。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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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薛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