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2. School of Sociology &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青少年健康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心理健康被认为是青少年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1]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年上升,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初中阶段的青少年抑郁检出率约为30%,重度抑郁检出率达到7.6%~8.6%。[2]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众多,有研究表明初中阶段的青少年对体重的自我评价与其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显示,6~18岁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的超重检出率达到11.4%,肥胖检出率达到11.8%。[3]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2020年国家卫健委出台《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对中小学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4]2021年,教育部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中,并对其情绪状态进行评估。[5]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自身体重评价与其实际BMI结果并不完全一致,青春期对自身体重的错误评价,尤其是自评超重或肥胖,是青少年时期及成年后产生抑郁症状的潜在危险因素。[6]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对2014—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进行分析,以对自身体重较为敏感的初中阶段的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青少年对体重的自我评价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为制定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防治策略及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为在学校中开展正确的健康教育及贯彻健康中国行动理念提供依据。
1 文献回顾 1.1 超重/肥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随着社会对青少年肥胖关注度的升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自身体型和体重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已有研究证实,当青少年的身体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显示为超重/肥胖时,或对身材自我评价不满意时均会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下降,是产生抑郁、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7-8]反之,这种影响又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情绪化进食,加剧肥胖程度,进而加剧同伴的取笑和校园霸凌的发生,从而加重对心理健康的危害,形成恶性循环。[9-10]
1.2 超重/肥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现状肥胖可对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及成年后的身体健康带来诸多危害。[11]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超重/肥胖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12],但结论不尽相同。
国外大部分学者认为,超重/肥胖的儿童青少年普遍存在心理障碍。[13-14]但也有学者认为肥胖与心理健康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15]Erickson等研究发现, 控制个体对肥胖的关注程度可以使BMI不再与抑郁症状有关联,也间接反映了对自我身材的评价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重要。[16]Falkner等研究也发现,儿童青少年群体中BMI与抑郁没有直接关联,但与超重/肥胖的男性青少年相比,心理危害对超重/肥胖的女孩影响程度更大。[17]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于肥胖儿童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心理健康水平和不良行为等方面。多数研究表明,超重/肥胖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体重正常学生。[18]刘爽等的研究还发现,超重/肥胖男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显著低于超重/肥胖的女生。[19]但是,也有学者对10~12岁肥胖儿童进行筛查时,发现肥胖儿童的心理健康与体重正常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并无显著差异。[20]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仍存在争论,主流观点认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和心理健康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大多数研究仅以儿童青少年的BMI作为指标进行分析,较少学者聚焦于儿童青少年体重的自我评价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探索体重的自我评价对儿童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对于降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 资料和方法 2.1 资料来源本文利用CEPS 2014—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CEPS采用多阶段成比例概率抽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在2013—2014年以七年级和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基线调查起点,样本涉及全国的112所学校,438个班级,约2万名学生、家长、教师及校领导。2014—2015年,CEPS的二轮调查追踪了基线调查的10 279个七年级学生,成功追访到9 449个学生(第二轮调查时已是八年级学生),其中新入样学生数为471人,失访学生数为830个,追访成功率为91.93%。在CEPS的二轮调查问卷中新增了自评体重信息,丰富了身体质量的测量指标。本研究的每个变量缺失值都小于10%。基于本文研究目的,以及按照BMI分类为消瘦的学生所占比例极少,在剔除缺失值以及BMI为消瘦的学生后,最终得到8 044例样本。
2.2 变量选取 2.2.1 因变量因变量是心理健康状态。心理健康的题目设置借鉴了美国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21],主要调查研究对象在过去七天内的情绪状况和精神状态,包含10个条目:“沮丧、消沉地不能集中精力做事、不快乐、生活没有意思、提不起劲儿来做事、悲伤难过、紧张、担心过度、预感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精力过于旺盛/上课不专心”,选项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本文对每一个条目反向赋值后加总得到心理健康状况变量,其取值范围为10~50之间,分数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态越好。
2.2.2 自变量包括实际BMI及自我评价体重。由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属于相对特殊阶段,因此,本文根据WHO的“年龄—性别—BMI”的筛选方法,使用国家卫健委2018年公布实施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22]判断标准,将研究对象BMI分为正常、超重/肥胖。自评体重通过询问研究对象“你觉得自己身材胖瘦如何”来测量,选项包括“很瘦、有点瘦、不胖不瘦、有点胖、很胖”,对五等级里克特量表进行合并处理,分为自评正常和自评肥胖。
2.2.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根据健康决定因素模型从个体、家庭、学校等不同的层面选取。较大的压力和不充分的睡眠等个体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都是最常见的致胖行为,这些行为还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家庭和学校的影响。[23-24]因此,本文在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日均睡眠时长、自评健康、最近一年内患病情况;家庭层面的变量包括与父亲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层面的变量包括是否经常参加学校活动、是否对学校的人感到亲切(表 1)。
本文基于SPSS 26.0软件,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分析比较不同超重/肥胖状态学生的健康状况,通过多因素OLS回归模型分析BMI指数及自评体重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鉴于OLS模型中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减少数据误差和混杂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使用倾向值匹配法(PSM)进行检验, 运用1:1最近邻匹配方法计算处理效应,研究BMI指数及自评体重代表的不同肥胖状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程度。
3 结果 3.1 基本特征与差异性分析本研究中青少年的平均年龄为(13.46±0.76)岁,最小11岁,最大18岁。实际BMI平均值为(19.64±3.48),其中BMI正常为6 670人(占82.9%)、BMI超重为882人(占11%)、BMI肥胖为492人(占6.1%)。自评体重正常的有4 081人(占59.7%),自评体重超重/肥胖的为3 243人(占40.3%)。本文基于实际BMI和自评体重结果为依据,将研究对象分为4组:1组实际BMI正常但自评肥胖组(2 164人,占26.90%)、2组实际BMI正常且自评正常组(4 506人,占56.02%)、3组实际BMI肥胖且自评肥胖组(1 079人,占13.41%)、4组实际BMI肥胖但自评正常组(295人,占3.67%)。各组均以正常状态为对照组,重点比较1组和2组、3组和4组之间的差异,分析BMI和自评体重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
表 2比较了在实际BMI正常状态下,自评体重不同的群体间的特征及差异。实际BMI正常但自评肥胖的学生心理健康得分36.98,其中女性占71.9%,日均睡眠时长未达到9小时的人数高达82.12%;实际BMI正常且自评正常的学生心理健康得分38.64,女性占比43.9%,日均睡眠时长未达到9小时的人数占比77.5%。两组间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59.902,P < 0.001)。控制变量中除了与母亲的关系以及家庭经济条件外,实际BMI正常但自评肥胖的学生和自评正常的学生在性别构成、日均睡眠时长、自评健康、最近一年内患病率、与父亲的关系、学校活动参与度、对学校的亲切感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同样,本文比较了实际BMI肥胖状态下,自评体重不同的学生群体间的特征及差异(表 3)。实际BMI肥胖且自评肥胖的学生心理健康得分38.07,女性占37.0%,日均睡眠时长未达到9小时的人数占81.8%;实际BMI肥胖但自评正常的学生心理健康得分38.34,女性占比20.3%,日均睡眠时长未达到9小时的人数占72.9%。两个群体间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F=0.247,P>0.05)。实际BMI肥胖且自评肥胖的学生和自评正常的学生在性别构成、日均睡眠时长、与母亲的关系及家庭经济条件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模型1和模型2分別以实际BMI和自评体重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表 4)。结果显示,自评体重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其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有负向作用(β=-0.094,P < 0.001),而实际BMI则对心理健康影响没有显著性(P>0.05)。在控制变量中,除了性别外,其余变量均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P < 0.05)。
本文采用l:1最近邻匹配方式,基于反事实框架的倾向值匹配法,分析处理组平均处理效果,匹配变量包括性别、日均睡眠时长、自评健康、和父母的关系、家庭经济条件、学校活动参与度以及学校亲近度。经过匹配后,多数特征变量的标准偏差小于5%。同时,t检验统计值>0.05表明匹配效果良好。由表 5可见,匹配前的ATT为-1.274,即自评体重肥胖导致心理健康的净较少值为1.274,匹配后ATT为-1.463,可以认为自评体重肥胖会导致心理健康显著降低,而实际BMI处理前后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果不显著,验证了回归检验结果,即自评体重肥胖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实际BMI超重/肥胖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
结果显示,实际BMI指数正常的情况下,自评体重肥胖的青少年比自评体重正常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得分明显更低,说明自评体重肥胖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甚至实际BMI体重正常的个体也会因为对自我体重的消极认知而产生负面情绪,这与Ting等[14]的研究发现类似。而BMI指数超重/肥胖的情况下,自评体重肥胖的青少年与自评体重正常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得分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儿童青少年对自身体重的主观评价与实际BMI客观结果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且对自身体型的乐观态度有利于青少年减少消极情绪。自评体重肥胖对BMI正常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更不利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青春期的敏感性。Martin-Storey等人的研究表明,随着男孩和女孩进入青春期,他们对外表的担心使得他们对身体的不满增加。[25]其中,自评肥胖的群体中女性占据更多,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26-28]但也许与对关于男性对其身体不满的研究较关于女性的研究更少所导致。[29]另一方面来自于体重耻辱而产生的压力状态。有研究认为,青少年会因与体重有关的耻辱产生心理社会压力,从而倾向于独自进食、暴饮暴食,加剧了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由于现代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慢性和心理性的,再加上久坐不动的现代生活方式,导致青少年反复受到心理社会压力的影响,进一步加剧消极情绪的影响。[30-31]
4.2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自我体重认知理念,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OLS回归和PSM估计结果表明,实际BMI超重/肥胖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与Roberts等人的结论一致。[32]实际上,并非所有超重/肥胖的个体都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自评体重肥胖对心理健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女性、儿童和青少年的横截面分析中,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一致。[33]有研究发现实际体重状况和抑郁症之间没有关联,但体重感知和抑郁之间存在统计关联,认为自己超重的青少年更有可能经历抑郁症。[34-35]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个体的消极身体意象会在青少年时期到达高峰,尤其是女孩。青春期女生的情绪极易受到身材以及他人评价的影响。我国“男孩要强壮, 女孩要苗条”的文化观念以及传媒影视的导向又无形间为女生施加了诸多压力。曹佃省等的研究也认为,自我体重评价作为自我感知评价的关键变量,对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36]对自我体型的非理性认知可能会造成低自尊、社会适应困难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自我体重认知理念,抵制校园肥胖歧视、以瘦为美等不正确的外貌评判价值观,及时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
4.3 家庭及学校应当重视超重/肥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当今社会,人们对身体形象过分的偏见和极端的追求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37]其中,对体重肥胖的负面刻板印象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心理问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超重/肥胖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会受到家庭的影响,青少年和父母的亲近程度会影响到自身心理健康的发展,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23-24]家庭因素还会影响青少年对自身体重的判断。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态度会对孩子身体形象的认知产生影响,几乎1/3的女孩认为,母亲对她们身体的评价是影响她们身体满意度的一个因素。[38]母亲们往往会把自己对身体的不满和对体重的担忧传递给孩子。并且,相比于男孩,母亲对女孩的影响更大,因为女孩比男孩更愿意与母亲谈论外表。因此,家庭中父母也需接受心理健康知识的教育普及,确保自身树立正确的身体形象认知态度,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及时给予青少年心理方面的疏导和支持。
结果显示,青少年在学校的活动参与度和与学校师生的亲近程度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理健康,Sommer等人的研究论证了这一点。[39]对身体不满是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大量研究表明,对身体的不满意在青春期之前就开始了。[40]Schuck等[41]人认为在青春期期间,青少年的身体、大脑、性、情感和社会关系都会发生极其重要的变化。因此,这既是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最不满的时候,也是身体意象建构的关键阶段。[40]儿童时期,对身体的感知将在短期和长期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健康,所以针对身体不满的干预措施应该从青春期早期开始落实。学校是改善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的重要环境,因为儿童青少年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占很大一部分,是实施纳入健康预防和健康普及课程的良好环境。[42-43]因此,学校应积极开发校内心理健康体系,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制定关于正确认识身体形象的干预措施,支持学生多参加体育、社交活动,以减少他们对自身体重的不满。
4.4 积极推动中小学儿童青少年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促进行动本研究中青少年的平均年龄在13岁左右,处于中小学时期。儿童青少年肥胖已成为全球严重的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在肥胖儿童青少年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进而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而小升初时期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身心发育都处于关键阶段,更突显了全方面干预对管理中小学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重要性。当前对中小学儿童青少年肥胖的管理不仅仅需要考虑遗传、生物等客观因素,更要考虑对中小学肥胖儿童青少年的行为、心理、人际和环境因素的管理,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可持续的心理健康发展。《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明确指出要全方位实施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教育部专门印发《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将预防儿童青少年肥胖列为重点目标内容。因此,政府应当建立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积极联动的模式,落实针对中小学肥胖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管理措施,同时加强对正处于青春期阶段的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基本形成有利于中小学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自评体重肥胖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因此,各级政府机构要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的宣传,呼吁公众树立正确的身体认知价值观,教育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身材管理理念。从学校到家庭,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价值观,培育其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科学运动、充足睡眠、合理膳食等,以减少引起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诱因,从而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全面改善和发展,实施有效的儿童青少年体重管控及心理健康干预策略。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CEPS最新的追踪数据截止于2014—2015年的第二轮调查,故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并且因使用横断面数据故无法对青少年的自我体重感知和心理健康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进行探索。此外,对于两者间中介效应的探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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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博)